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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耶夫斯基印象中，这份报告是对第三世界友好国家用词最为刻薄的一份报告。报
告中说道：“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疏远人民、领导不力和营河私舞弊；莫桑
比克的经济是“一片废墟”，地方政府和法律机关老死不相往来，“莫桑比克解放
阵线”只是口头上信仰社会主义，“莫桑比克民族反对派”在南非共和国支持下正
聚集力量。总部对莫桑比克事务持悲观态度，尤其对“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南非
共和国1984年3月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更是大为吃惊。
为了公正，需要补充的是，撒哈拉以南的几个“土生土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国家的不景气并非皆因不善经营所致。安哥拉的邻国——扎伊尔的总统蒙博托以受
贿闻名，他曾得到美国几亿美元的援助，条件仅仅是因为他向美国允诺推行反共产
主义政策。同时，他千方百计积聚私人财产，据估计，他的私人财产价值和扎伊尔
国家的债务大致相当。这样一来，在扎伊尔这个非洲最富有的国家，居民的生活和
安哥拉、莫桑比克的一样贫穷。
70年代非洲讲英语的国家中规模最大的游击战争，是罗得西亚黑人反对扬·史
密特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罗得西亚是1965年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的。在这里，
莫斯科支持罗得西亚时犯了一个政策上的错误——支持错了对象。“津巴布韦非洲
民族联盟”领导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罗伯特·穆加贝是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后的
首任总理，他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这在莫斯科看来
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迫使克里姆林宫支持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者乔舒亚·
恩科莫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巴布韦独立前，在游击战争紧张时期，苏
联供给了在赞比亚境内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大量武器，这令赞比亚总统肯
内特·卡翁达对集结于本国的外国巨大军事力量非常担心，便下令禁止武器输人。
恩科莫就武器供应问题在卢萨卡通过苏联大使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索洛多夫
尼科夫（恩科莫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与克格勃有过多次谈判。索洛多夫
尼科夫是苏联一名重要专家，他曾出版了几本有关非洲情况的书。除此之外，他还
定期与克格勃互通情报。“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人物，我们的私人关系很好。他是
个在行的职业外交官，如果请求他办点什么事，请相信，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拿到莫
斯科有关组织去研究解决，绝不拖延”，恩科莫这样说。
用恩科莫的话说，索洛多夫尼科夫就“业务人员培训问题”经常与安德罗波夫
通信，并至少有一次还就此问题同他在莫斯科进行过会谈。古巴对外情报部安全处
也给“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派有顾问。津巴布韦独立后，莫斯科中央就开始担
心：它的新总理罗伯特·穆加贝会忌恨莫斯科曾给他的对手以援助。总部给克格勃
在非洲、伦敦和其它地区的情报处分拍电报，要求他们搞到穆加贝对苏关系上的具
体政策。
1976年1月到1980年12月的5年间，苏联给予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军事援助达
40亿美元，是美国的10倍。7O年代末期，莫斯科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莫
桑比克解放阵线”深感失望，甚至也不再援助津巴布韦这匹黑马，而是把所有在非
洲大陆的希望和努力都加在了埃塞俄比亚身上。1974年，该国中校伺格斯图，海尔
·马里亚姆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委员会夺取了政权，当上了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
总司令。1977年到1978年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冬季交战期间，苏联对埃塞俄比亚
的军事援助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有消息报道：3 个多月内，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架
苏联运输机降落到该国。据估计，共有225 架苏联飞机参战。整个战争期间，由苏
联的军事间谍卫星完成协调任务。与此同时，17000 名古巴士兵从安哥拉调往埃塞
俄比亚，作为在那里的1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400 名东德士兵的补充，他们共同组
成埃塞俄比亚侦察机关和国家安全纵队。由于苏联大规模的军事介人，苏联国家情
报总局（军事情报局）在埃的重要作用，远非克格勃所能相比。1979年，克格勃第
二十局一名联络员被派往亚的斯亚贝巴，同时埃安全局的一批军官也被送往安德罗
波夫学院接受培训。尽管如此，门格斯图同涅多和马谢尔一样，很令克里姆林宫失
望。他上台后，埃经济完全崩溃，成千上万的居民陷于饥饿境地，同索马里的战争
和与厄立特里亚地区分裂主义分子的斗争没完没了。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总部又把最大的希望转向了非洲大陆的“非洲人国民大
会”，该组织与歧视黑人的南非当局不断斗争，因此，它曾被禁止活动。它从西方
得不到武器援助，就把物质求助之手伸向了苏联。克里姆林宫解释说，安哥拉、莫
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这类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的失败，是由于那些国家缺少纪律性
很强的共产党。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南非共产党是苏联大有希望的一个同盟军，
因为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中占有关键地位。“非洲人国民大会”民族执
委会22名委员中，7 名在80年代初是南非共产党党员，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
副主席、南非共产党主席尤苏福·达杜博士、非国大军队副总司令——多年的南非
共产党总书记集·斯洛沃。
克格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招募间谍较为顺手，但这种活动在南非共产党
中却受到禁止，它与南非共产党的关系只有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能调解。然而，
苏联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提供的金钱资助却是通过克格勃转交的。
1982年6 月到1983年1月，通过戈尔季耶夫斯基之手就给尤苏福·达杜总计约54000
英镑，以支持南非共产党，而同时又给“非洲人国民大会”118000英镑的援助。当
这些钱到达伦敦情报机关后，戈尔季耶夫斯基曾戴上手套，撕下银行包装，重新数
过。与克格勃合作的党的代表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亚基缅科在肯辛顿公园18
号楼接待了达杜。达杜收到戈尔季耶夫斯基送来的钱后，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
和南非共产党分别开了收据。他没把钱放在公文包内，而是分散在西装和大衣的几
个口袋内。戈尔季耶夫斯基看到，达杜瘦弱的身体被美元钱袋塞得鼓鼓囊囊。装好
钱后他徒步走回家去，显然，他根本不怕途中被偷或遇到抢劫。虽然戈尔季耶夫斯
基因苏联对达社粗浅的了解而感到压抑，但他对达杜给予了极大的尊敬。苏联援助
的资金达杜个人没花过一分，他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南非的解
放斗争上。
达杜1983年去世后，克格勃驻伦敦情报机构便停止了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
南非共产党援助的转交工作。卢萨卡成了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联络基地。
在那里，苏联驻赞比亚大使把几乎一半的工作时间都用来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流
亡者进行接触，经过赞比亚、安哥拉和坦桑尼亚的秘密途径给“非洲人国民大会”
转送武器。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克格勃主要在斯德哥尔摩与“非洲人国民大会”
的间谍碰头，因为那里有“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大的驻外代表机关。在那里，“非
洲人国民大会”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强大的支持和瑞典社会民主党
慷慨的财政援助。
莫斯科总部认为，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民族执委会占据着有权势的位置，
但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前景并不乐观；随着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不断
深入，西方可能会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加紧联系，此举必将得到良好的反应。80
年代初，克格勃驻斯德哥尔摩、伦敦、纽约、罗马以及设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代
表处的非洲国家首都的间谍机构，连续不断接到指令，要他们注意研究南非共产党
威望下降的原因以及西方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接触的前景。总部还以此向
大家敲起了警钟：“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思想摇摆不定。戈尔季耶夫斯基1982年
来到伦敦后，“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处已开始越来越不愿接收那些以记者身份作
掩护的克格勃军官令人生厌的文章，更不愿意帮助在非洲新闻界发表它们。总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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