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矫娴南肝⒉畋穑从芸臁Ｌ宋业男鹗觯奈龋谷灰灾惺兰推锸康姆绞桨巡慷优傻礁呱降厍プ髡剑植桓罩醒诨せ蚝笄谥г缓竺畈慷尤ネ看蟮牡腥嗽谖渥罢蕉分薪薪狭俊！�
到达德里后的次日上午，我去陆军总部在军事秘书的办公室会见莫梯·萨加尔少将。我知道莫梯是一个明智的、有才干的高级军官（不久以后他出任总参谋长）。他以通常的礼貌接待我，详细地同我会谈，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听我说完。作为军事秘书，他不大接触战争发展的具体情况，因而他很有兴趣地倾听我讲的故事。然后他告诉我，陆军总部的主要参谋官要轮流地向我查询详情，搜集关于东北边境特区作战的第一手材料（结果，从未有人找过我）。
在我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前，我要求莫梯早日下命令安排我的工作，因为我最不愿意在德里长时间闲荡。他答应尽力而为。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并没有任职的命令，陆军总部也无人召见我进行查询，我开始感到不安。
一方面我很高兴，接到了第四师我的部下各级军官写来的无数信件，表达他们对我的同情和信任；另方面，对于一些达官要人所散布的流言蜚捂，我不能无动于衷。陆军总部的高级军官中有一部分人，由于他们在喜马拉雅山作战中错误的指挥，实在令人吃惊——还把第七旅和第四师作为柔顺的替罪羊——他们感到自己有罪。
看来，从未向文职人员说明惨败的真正原因，甚至有些内阁部长对于东北边境特区的真实情况也很无知。因此，我终于去见迪奈希·辛格。出乎意外，我发现他对东北边境特区的一般情况相当熟悉。我把全部有关作战的内情告诉了他，我想使他深切感到，如果中国人突破卡门边区，形势将是多么严重。我强调，我们绝不容许再重复在克节朗河发动的那种没有计划的、没有后勤支援的军事冒险。在我们的会见结束时，我得到的印象是，迪奈希·辛格已把我的“口信”要点记录下来；但是我不知道究竟他能否说服总理——或者，究竞他是否去试一试。
我决定去拜会约翰·达尔维夫人，并尽力安慰她。我告诉她，约翰很大可能是被俘了；并向她保证，中国人会把他作为战俘正确对待的。（另一个是拉坦·辛格夫人，阿萨姆步枪队指挥官的妻子，为了减轻她的忧虑，我去劝解安慰她，但感到非常困难。因为她听到阿萨姆集市上的谣言，深信她的丈夫，大概在兼则马尼被俘后，一定已被处死。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是能够消除她的忧虑的。）
我很想去加尔各答跑一趟，向我的哥哥表示同情，因为他的儿子马哈比尔于10月20日阵亡了；但是我不能纯粹为了个人事务而离开德里。我只有努力寻找曾与我侄子一同作战的人，证实他死时的情况，以便通知我的哥哥。事实上，直到很久以后，才从第九廓尔喀联队的一个上士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况。当马哈比尔在战斗中死去时，他们是在一起的。大概是在10月中旬，当时马哈比尔属于第七旅旅部，被选派作为联络官去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当20日早晨发动进攻时，他在营部，他使用一挺轻机枪。有两次在猛烈的炮火下，他亲自护送伤员到团部急救站，每次又都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继续向敌人射击。最后，当他正在用机枪射击时，被中国人投入防御阵地的一颗手榴弹炸倒了，他几乎在顷刻之间就死去了。（如前所述，为了表彰他的勇敢，死后被授予大英雄转轮奖章。）
1962年11月6日，大约在下午7点钟，印度总统的军事秘书哈尔·纳拉茵·辛格少将打电话给我。虽然哈尔·纳拉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我一度同属一个步兵营，但是以后再未见面。他告诉我，总统立即要见我，谈谈有关最近的战局。我很礼貌地告诉他，我已把我的报告交给陆军总部，他可以派人去取。他说他会去取这个报告的，但是还是叫我立即去总统府。当我问他，未得到陆军总部的批准，我去见总统是否符合规定？他肯定地说，正式手续会照规定办的，叫我不用担心。我被告知，不必穿军服。根据电话的通知，我就到总统府向哈林·纳拉茵·辛格报到。
我被引进去见拉达克里希南总统。因为他不舒服，他穿着便衣，坐在床上。他很有礼貌地、非常谦虚地接待我。他对自己服装不整和如此紧急通知我前来，表示抱歉。
然后他说：“阿萨姆邦的首席部长查利哈先生曾来看我。他告诉我，你们的部队没有弹药，没有冬衣，没有皮靴，有限的口粮，而且被迫投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前些时候，我曾请克里希纳·梅农来，但是他告诉我，部队有足够的武器、装备、衣服和口粮，并且说是陆军主动决定进驻克节朗河河谷的。”他又说，“我要知道他们两人谁说的是真话。德里似乎没有一个人弄清楚当时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请你把所发生的情况确实地告诉我。”
我向总统简要地叙述了我的前线部队所经历的前后过程，我尽力不使我讲的故事沾染上我内心痛苦的色彩。我向他描述了基本给养令人绝望的情况。我又说，“先生，查利哈先生是十分正确的。我们部队的弹药，不够半小时的战斗之用。在我们的前线，没有运输工具，因而我们仅有的武器、弹药和装备都是靠部队随身携带。我们没有雪衣，在许多场合下，连平常的冬衣也没有，有些部队，特别是廓尔喀部队，还穿着夏季军服和帆布鞋；而且在中国人进攻以前，我们有好几个星期只发给降低标准的口粮。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甚至在战术指挥上，也从未给予我们任何的自由。我们的一切要求，如让我们自己选择地形建立防御阵地，都被断然拒绝了。我们奉命继续留在一条暴露的河岸线上，没有铁丝网，没有地雷——连平常的挖掘工具也没有。远在中国进攻以前，由于地处高原和严寒侵袭，我们已经有了许多伤亡。当中国人终于进攻时，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弹药用完以前，进行几分钟的射击。我们没有大炮，没有空中文援，我们被困于很不利的阵地之内。”
总统显然很激动。他说，“听到这一切，我很震掠；不过，我对类似这样的情况，确实曾经怀疑过。当克里希纳·梅农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的头脑常常有些糊涂，现在他是处于混乱之中了。”然后，总统叫军事秘书取来一张地图，让我概略地讲解作战的具体情况。在听了我的介绍之后，他又非常激动地说：“我确信，你所告诉我的都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权利派遣军队担负这一使命。看来我们是疯狂地迷恋塔格拉。充其量，塔格拉也是有争议的领土。尼赫兽说，‘我已命令陆军把中国人赶出去！’是什么意思？这是在国际事务中使用的语言吗？这是处理国家重大问题的态度吗？我将尽早到东北边境特区亲自去看看。”
我在介绍情况中，指明中国人很可能在冬季不太寒冷的时候攻打色拉，但是色拉的地形对我们十分有利。我在结束谈话时，提出一项要求，应该进行一次调查，确定谁应当对这一切的失误负责。
总统结束会见时说，他对于我的部队的遭遇感到非常难过。他又说，一有机会他很快亲自去东北边境特区。
然后我向总统告辞。我不能不看到这位伟人面容上所表现的痛苦——他感到痛苦的是因为，错误的态度把一切搞得如此糟，部队受到不必要的牺牲，然而按照正常程序应当负责的人们，现在面对由于自己的行动造成的后果却逃避责任，而且竟在谎言的后面寻求庇护。我抱着极大的期望，总统作为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将行使他的权力，保证将来在军事行动的大方向上，能够以更可信赖的姿态出现去指挥作战。我甚至盼望在野战指挥部的结构方面进行一些改革。但是，我很痛心，我得到的是失望。
11月8日，总统视察了东北边境特区，但他的视察没有带来任何成果。
陆军总部还没有召见我进行查询。实际上，见我的唯一高级军官是人事行政参谋主任、值星参谋官古马拉曼加拉姆中将，当我去见他时，我颇有点失望，因为他只要听我讲在达旺前线的作战情况。对于这次战役从作战或后勤方面进行分析的问题，他没有对我进行查询，而仅仅是对过去三周发生的事件作了一次“闲谈”。
11月15日，我听说委任我为乌坦浦尔（查谟和克什米尔）第十五军的参谋长。这个军负责在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前线和在拉达克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