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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军区司令森将军断然下了一道命令给我，要调动第七旅去克节朗河一线。我抵制这一命令而只派出侦察部队；理由是，第七旅的主力部队在未得到最低限度的后勤支援以前，不能进行作战的部署。此外，我曾希望能够说服新军长考尔将军，第七旅不应派到克节朗河前方去。
然而，考尔刚一到来，就鲁莽地直接下命令给旅参谋长卡尔班达少校，要调动全旅前往克节朗河——既没有通知，也没有征得旅长或者作为师长的我的同意。
尽管我曾向更高当局促出建议，不要越过扯冬，不要用延长我们建立哨所线的办法，去扩大我们的领土要求，但是我却奉命要提交一个进攻塔格拉的计划。虽然我确实制作了这样一个计划，但是我也明确表示过，以我师当时所具有的后勤资源，是不可能发动这种进攻的。不仅如此，我们一再明确地指出，这类进攻的尝试，会带来深远的后果。我们，是指达尔维、乌姆拉奥、辛格将军和我本人——甚至还有考尔。他在10月6日发出的密电和以后的文电中，也指出过。
看来，考尔已经接到命令，最迟到10月10日，要向塔格拉发动进攻：所以他采取了行动，调派一个营去僧崇。甚至在10月10日发生小现模战斗之后，考尔还不同意解救第七旅，或者让它调回到一个合理的有战术价值的阵地。当时经过各种设想和考虑，都要求必须立即这样做。
考尔自称，他仅仅执行了在他来此以前已经制定好的计划；他即使有意，也无法阻止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一个排去占领僧崇。这是不正确的。
到僧崇去建立一个哨所的责任，完全在考尔。在我以前送交军区司令的计划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说明，这一作战行动是我师人力物力所不能完成的。在那些计划中，没有调第七旅到克节朗河的建议，也未建议派遣任何部队去占领僧崇。
现在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希望军长在陆军总部能占上风，说服他们，他们所想象的作战计划，没有相当大的后勤支援，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我开始检查我的指挥系统，因为很清楚，虽然娘江河谷在战术上仍受达尔维的指挥，但由于他坐镇克节朗河前线，已经无力控制娘江河谷的军事行动了。我正期待着第四近卫军联队（原来是作为第九廓尔喀联队的接防部队）随时能够到来——并且期待其他部队也可能来。于是，我着手把第四师的防区分成三个分区。
达旺一线保留原状，由卡·辛格（连同他的第四炮兵旅部）负责保卫棒山口的进路和达旺的防御。在左翼，我计划从第七旅接过第一号桥和第二号桥；留给达尔维的是指挥克节朗河一线，从西部的章勒到第三号桥。
我把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和娘江河谷入口地区作为一个单独的防区，直接受吉米塘师部管辖。我发出命令叫第四近卫军联队到达之后，去接防第九旁遮普联队的第一号桥和第二号桥，让后者参加在扯冬的第七号桥防区。伦按和哈东山口划入中部防区，在师部的指挥之下。
我把通讯队的第二号指挥拉姆·辛格少校召来，并指示他向他的指挥官迪瓦里中校（他在提斯浦尔我的后方指挥部）发一电报，教他飞到克节朗河和娘江河地区。他的任务是作一次通信联络部署的侦察，以便把我的前线部队按计划加以分区整编。（迪瓦里刚刚完成克节朗河谷的侦察，正在归论中，发生了意外，打断丁他的使命，而且他被中国人俘虏了。）
译者注：
①现称斯里兰卡
第六章 德里拒绝我的脱离战斗计划
虽然我对于中国继续在各条战线上集结兵力非常担忧，但是我一直指望考尔以他那出名的善于说服人的才能和他对总理的影响，会使陆军总部发布命令执行我的“脱离战斗”计划——那就是说，从克节朗河后撤，并且在哈东山脊建立新的阵地。这样不仅具有战术上的意义，而且可以缓和僧崇事件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从而可能避免中国人渡过克节朗河的一次大规模进攻，甚至可能进攻到达旺地带。
显然，我一直对比吉寄以虚妄的希望。使我惊恐而失望的是，我们收到第四军部10月13日发来的密电，命令第四师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固守克节朗河阵地。
我一直确信无疑，比吉的使命一定会成功。我甚至开始对于在广播中听到尼赫鲁先生“把中国人赶出去”的声明不予置信，认为是新闻界的夸张，因为我不能设想，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在听过比吉·考尔关于僧崇战斗的事件经过之后，还能说出那样的话。哎呀，第四军的电报把全部老的恐惧都带了回来。德里远远地脱离实际，而我们全都不可避免地向着灾难进行轻率的冒险。我决定作最后的一次努力，劝告比吉再一次运用他的影响，试图缓和克节朗河地区的局势。
当时，对我的地区，空中运输工具已大大改善。我有两架贝尔型直升飞机停在吉米塘，其中之一的驾驶员是飞行官维诺德·塞加尔，普来姆·塞加尔的兄弟，我的一个很老的朋友，他前属俾路支团，现属印度国民军。这些直升飞机由空军派来的一个空勤小组进行维修；任何时候需要技工和零件，就从提斯浦尔空运来。与提期浦尔的直升飞机的联系，每天由米…4型飞机提供。天气晴朗到足以允许一天飞行10到12架次，既运部队，也运维持给养的急需用品。10月15日，我趁便飞去姬斯浦尔。
在军部，我见到比吉躺在床上，样子是极度的疲劳。很明显，他一直未得到休息，可能连医疗的机会也没有。这就加重了我的忧虑，因为我一直依靠他把我们从危境中拯救出来。我立即问他，我的建议（把第七旅撤回到哈东山口高地），为什么被上级机关否决了。比吉答称，虽然他尽了努力，也未能使德里的任何人相信中国在塔格拉集结兵力的程度。他又说，情报局长比·思·穆利克先生仍然坚持说，在塔格拉山脊只有大约200个“装备不良和半饥饿”的中国人。比言接着说，“所以难题仍然悬而末决。我们最终势必要进攻塔格拉，但是在进攻之前，第七旅奉命要不惜一切代价固守克节朗河的防御工事和章勒”。
看来，在比吉描述了僧崇战斗之后，总理所能同意的是，若不进一步加强第七旅，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面临选择，或者仍旧留在河岸线，或者撤回到后面高地，两者必居其一的时刻，当时出席会议的森断然地说，第七旅在现行阵地上能够顶得住中国的一次攻击，所以不应撤到哈东山口，而这就是总理下达的命令。我不由得悲痛地想到，一旦中国打进来，由于森对地形、总的后勤系统和基本的地面战术等方面的无知，将会给我们的部队造成多么致命的后果啊！
我猜测比吉没有认真地、强有力地申述我们的观点，可能因为他不愿在他初任作战指挥官时，就显得过于谨小慎微。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我必须设法说服他，他必须继续施加压力，使第七旅得以脱险。
我提醒他，森从来没有走出过达旺，不能真正对克节朗河前线的战术情况作出正确的估计；比吉作为军长，完全置身其中，并且知道他正在要求达尔维承担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然后，我明确地说，作为一个师长，以我当时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就是在那些阵地上，维持我的部队几天以上的衣食也难以办到，更不要说向塔格拉进攻，或是沿克节朗河顶住中国的冲锋了。尽管空军尽了最大的努力向章多和伦坡空投物资，但是后勤储备一直没有落实。
我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更加具体地详细地说明我们的给养情况，直到使比吉相信，一旦大雪封了哈东山口，脚夫不能通行，不论中国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在克节朗河一线呆下去。此外，在章多建立空投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在伦波，只是有限度的成功——那里只能为一个营而不能为一个整旅服务。这些话我以前都说过，但是这次我认为要把自己的意见说透：打起仗来，我们不但不能守住克节朗河谷，而且从供应上说，我们要在那里停留几天也会成为不可能。
比吉对此想了几分钟，同时我继续请求，不要只因为森要拿士兵当棋下，就让我们的人员去冒生命危险。结果，他同意再走一趟，让我给他提供我们缺乏后勤支援的充分事实根据。我感到极大的宽慰，并说我决定亲自到伦坡和章多去搜集有关供应给养的情况资料。比吉随即潦草地写了一张调查表，由我就章多和伦坡的储存物资和战术情况拟出答案。我随身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