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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刘家祖孙三位老师外出吃饭回来，学生们问起席间的情况，建侯老师开玩笑说：“每上一样菜，二公都是一筷子要夹两三块。后来上了肉圆子，二公才用筷子把一个圆子夹成两半。我看见了，就想，二公怎么突然变得这样斯文了？哪晓得他把那半个圆子搭在一个整圆子上，夹起来一口吃了。”他说得哈哈大笑，学生们听了也觉得有趣，正合他们眼里刘二公的形象。
建侯老师的诙谐由此可见一斑。
私塾规定每五天写一次作文，叫做“课日”。每到这一天，李宗吾知道题目后，便坐着想、走着想、睡在床上想，一定要等胸有成竹才下笔，写出了稿子还要三番五次地修改……这样一来，他的功课自然是全私塾同学中最好的，很得老师赏识。有一天，李宗吾又在看《凤洲纲鉴》，他的一位同学见了，也买了一本来读。建侯老师知道了，便责怪那位同学：“你怎么也看这样的书？李世铨这个娃娃是来养病的，而且学力也高，才允许他看。这样的书，要进了秀才才能看。我要是不告诉你，人家晓得了，还说我是外行。”
李世铨是李宗吾那时候的名字，他改名李宗吾，是二十五岁以后的事情。
学堂稍远处的凤凰坝有一位老太太去世，建侯老师带学生们去行“三献礼”——这种儒家的祭奠仪式现在早就绝迹了，读者诸公看到这里，千万莫要眼晕。老师和同学们白天刚到时，都在茶馆里喝茶，只有李宗吾一个人在桥上走来走去。他那时候的心思随时都在书上，边想边学，边学边想，成天都处于“思想者”状态。猛一抬头，看到同学们全在冲他乐，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回到茶馆悄悄问边上的同学：“你们刚才为啥笑我？”同学回答：“老师说你很儒雅，将来一定可以进学。”李宗吾连忙口称“惭愧”，心里却一阵窃喜。晚上正式行“三献礼”时，四川的风俗，要讲有关孝道的故事，建侯老师登台讲的是《孝哉闵子骞》。讲完闵子骞的孝行，建侯老师用太史公《屈贾列传》的手法，随即说“后数百年有李密者”等等，讲到这里，微笑着把目光停在李宗吾脸上。李宗吾理解老师的意图是说“此等文法，这些学生里，也只有你能听懂啊！”顿时倍感自豪。
有一阵，学馆里闹鬼，学生们杯弓蛇影，吓得惊慌失措，建侯老师知道了，洒脱地说：“你们这些娃娃，真是乱说，哪里会有鬼？”学生们不闹了，鬼也不见了。到了年底，回家过年之前照例要师生欢聚、开总结大会，建侯老师这才说：“这个地方很不清静，硬是有鬼。有一天晚上响起来，我还喊七爷听。我虽然口里说没有鬼，心里也怕得很。”李宗吾听了，联想到苻坚带兵八十七万伐晋，东晋举朝震恐，只有谢安神情自若的典故，深刻领悟到“矫情镇物”的道理，后来到社会上办起事情来，常常学建侯老师“明知有鬼、口说无鬼”那一套。
差点当了罗家女婿
从典籍的记载来看，一个男人但凡觉得“女色”要紧了，上足以国破家亡，比如桀纣之流，代表人物众多；下可能身名俱败，比如焦仲卿、钱谦益之流——焦仲卿要是不那么迷恋刘兰芝，他老娘就不会对儿媳妇那么刻薄，两人也就不至于殉情自杀；钱谦益更糟，从“我本欲殉国，奈小妾不与可”到“人生忠佞看到头，至竟延龄在何许”，搞得生前死后都凄惶不堪。
所以，聪明的古代侠客义士们，常常“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当然不仅仅是侠客义士，更多的人，只要他够聪明，就不会让自己沉溺于女色——不过，那些自以为自己怎么折腾都不会国破家亡、身名俱败的主儿除外，因为他们干那些事儿时，一手举着镶嵌利刃的大棒、一手拎着红红绿绿的带秧胡萝卜。
李宗吾手上只有书和笔，没有大棒和胡萝卜，所以，他是个非常规矩的聪明人，自打青春年少开始，就“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关于这一点，最早的证明便是曾经很后悔自己没当上罗家女婿。
在茂源井刘家私塾读书期间，老师们有什么耽误，就会请一位罗二老师来代课。罗家两兄弟都是李宗吾的父亲静安先生的好朋友，当地人按照排行称他们罗大先生、罗二先生。
白天，这位罗二先生吞云吐雾地抽鸦片烟，学生背书的时候也不起来，就那么侧躺着听学生背四书五经，谁背错了一个字他都知道；晚上，这位罗二先生把学生安排在灯下亮处看书，他坐在暗处讲解，讲一段便问学生：“是不是这样？”学生开始还看看书，对照一下，回答：“果然这样。”后来知道不需要看了，就直接回答“是这样”。教学生读八股的时候，罗二先生会把以往的范文默写出来，等学生读熟了，再默写一篇出来。罗二先生的这些才华，让少年李宗吾佩服至极，也为他后来想做罗家的女婿打下了思想基础。
因为两位罗先生是静安先生的朋友，李宗吾还常常去罗家请教学问。
“我正在读《江汉炳灵集》，究竟合适不合适？”有一天，李宗吾问罗大先生。这本书是建侯老师选给学生读的。建侯老师为人率性，给学生选书也多依着他自己的性情爱好。
罗大先生说：“这些文章好是好，但小试时代不可读，容易把心读乱了，做起文章来，就要打野战。”
《江汉炳灵集》是同治九年（1870年）张之洞组织编刻的。张之洞一辈子干的事情，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件：一是办新式教育，二是办实业，三是练新军，四是抵外辱。这些事情里，居功至伟的，就是兴办新式学堂，他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后来，李宗吾能成为四川著名的教育家，张之洞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现在买有一本《书经体注》，自己点看，唯有《禹贡》的《水道》，真是难懂，不知道看何书为宜？”李宗吾又问。《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虽仅有1193个字，但历来被奉为我国“古今地理志之祖”。
罗大先生说：“《禹贡》的《水道》你只看这种注，当然看不懂，须看《禹贡锥指》。”
《禹贡锥指》成书于康熙三十六年，取《庄子·秋水篇》“以管窥天，以锥指地”之意，在清代是一本很著名的书。李宗吾因此知道罗大先生博览群书，家藏丰富。
俗话说教学相长，李宗吾在向罗大先生请教、学到诸多知识的同时，罗大先生也喜欢这个少年的才华和勤奋，于是，便有心把女儿嫁给他。
少年李宗吾一听这事儿，心里暗自高兴：不管他家的女儿怎么样，就只为借此多看些书，也是可以娶的。人家是“少年心事当拿云”，他却是“少年亲事只为书”。
相对于钱绣芸关于天一阁的那场悲剧，李宗吾的这段经历绝对是喜剧：因为静安先生不同意这桩婚事，罗家的女儿最终没能嫁进李家。
但当时，年少的李宗吾满心都是罗家的藏书，做不了罗家的女婿，自然也就没机会饱览罗家的书，于是很是沮丧——多年后，李宗吾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很是沮丧。
七老师：私塾先生的标本
闲话少说，还是回到刘家私塾，毕竟李宗吾和罗家两位老师的交往，基本上只算是在刘家私塾求学期间的“课外活动”。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国家、学堂，到家庭、私塾，都脱不了这个怪圈，同理，李宗吾在刘家私塾读了两年书之后，私塾里的三位老师分开了，各在一个地方教学。根据课程需要，李宗吾告别忠厚的刘二公和诙谐的建侯老师，随了持重的七老师。
李宗吾从十七岁到二十岁一直跟着七老师，这四年对他的一生来说，影响巨大。
七老师和会夹肉丸子的刘二公、会说俏皮话的建侯老师完全不同，他是个不轻易在学生面前表露感情的人，他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挑剔学生的作业上，常常半夜三更还捻着胡须、咬着牙齿在案头挥笔疾书、念念有词，像是要把每一篇学生习作都修改成传世佳作。多数时候，一篇文章经过他这样呕心沥血地处理之后，原文已经被删得不剩几句了。如果只是这样，学生最多望着满篇朱批、找一找该从哪里看起，万一找到了，惊喜一番；万一没找到，惊叫一番。偏偏七老师不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