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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我到镇安县做旅游资源考察，临结束时，突然看到哥哥赵教文的一个调查记实，木王镇月平村五组村支书王业志证实，赵善堂曾在那里活动过，1936年农历2月19日被木王乡公所联保队长赵克乾指使赵克祥将赵善堂枪杀，罪名是红军奸细。
回到北京，我向县委管组织党史的冯少贞副书记写了一封信，请他批示派人调查此事。2004年6月21日，中共镇安县委组织部和县史志研究办公室给我回信，肯定了当年赵善堂向联保队长赵克乾借枪借人，准备攻打解放前镇安县四大地主熊、刘、倪、王之首的柴坪镇熊家寨子的历史事实。但否定了“红军奸细”之说。
2005年4月19日，我又从哥哥赵教文那里得知；一个叫赵开保的老人似呼说过赵善堂约他一起当红军的线索。于是我约了哥哥赵教文于4月20日驱车前往镇安县余师乡米粮寺二组拜访赵开保老人。
赵开保，84岁，身体尚健，记忆犹新，他见到我之后，双手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他说“你妈是个能干的人，你妈是个有本事的人，他在赵家引着你六十二哥，（哥哥赵教文的小名），把罪受够了。”“我几十年都没有说呀！怕你妈知道了难过。赵善堂1935年秋天，约我从甘沟晏家坡出发，经水峡到米粮川参加红军，在米粮镇接待我们的红军穿的都是便衣，跟老百姓一样，我看到屋里有十一、二个红军战士，召审我们俩人的是一个大个子，很和气。当时我年龄小，个子也矮，没有被收留，赵善堂被留下跟红军走了，从那以后杳无音讯。我是从水峡走回来的，回来几年后被国民党抓了两次壮丁，一次抓到陕西潼关，叫我当司号兵，一月后班长给我钱，叫我到街上买菜，我买了两个大饼跑回了老家。第二次又被抓到河南信阳鸡公山打日本鬼子，我们叫日本兵打死剩下三个人，我是在死人堆里逃出来的。”
据县志记载，1935年1月9日，红军程子华，徐海东占领镇安，发布“告人民书”，同年2月14日在米粮川成立第一届中共镇安县委、苏维埃政府。赵善堂参加红军，及后来他到西路木王一带做红军地下工作，准备发动武装暴动，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因而我再次给县组织部和史志办写信，请求组织再次调查，我深信，母亲的前夫赵善堂是红军，是革命的先烈，沉睡近70年的红军战士赵善堂被杀害一案终见天日。
据甘沟晏家坡86岁的樊月金老人回忆：“赵善堂是一个好小伙子，高高个儿，漂亮的很，长长瓜子脸，火红的脸膛，读过十二年书，好精干的小伙子。”他出生在干沟晏家坡核桃树坪，大约1933年在一个叫吊楼子的两间小草房里，与母亲杨德兰结婚，婚后迁往毛家沟的梅子沟一个叫壋地的地方。两间坐南朝北的草屋，住着赵善堂俩口和其祖父母，他们租种着姓陈一家的一片山地，一年的玉米土豆养活不了一家人，1934年农历二月初四，母亲在这里生下了大哥赵教文，因为那年教文哥的爷爷六十二岁，所以他的小名取为六十二。赵善堂的爷爷曾组织“红枪会”，打富济贫，同时也与茅坪一带回族对立，结果叫回族烧了那两间草房。1935年初赵善堂一家又迁回了甘沟晏家坡核桃树坪，还住在那间座东向西的吊楼子草屋。不久赵善堂到米粮川参加了红军，至此，再未回家。后来家人听说他在西路（镇安县西部木王）被枪杀。
母亲的苦难
母亲杨德兰1912年4月1日（农历2月14日），出生于现西口区石井村阳坡贬，后与父母迁往晏家坡，又迁住樊家冲。樊家冲，北羊山中段最高山峰下的一个山凹，海拔1700余米，那里高寒缺水，只能种玉米和土豆，荞麦和燕麦在那里也可以种植，但产量很低，山凹里有几块平地，我母亲及其全家几辈人，就靠这几块地养育成长。
母亲1933年与赵善堂在赵家梁子核桃树坪结婚。赵善堂参加红军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家里人瞒着母亲，不让她知道实情。母亲带着60多岁的曾祖母和一岁多的教文哥、孤儿寡母，无依无靠。以给别人做衣服做鞋挣钱度日，她常常看着北羊山峰顶发呆流泪，今后的日子如何过下去，孩子怎么长大成人？
在一个阴霾的冬日，她背着一床棉被，被子上背着一岁多的哥哥，引着年迈的曾祖母，走出那两间矮小的吊楼子草屋，从晏家坡出发，经西口、龙洞川等，向云镇古道沟哥哥的二叔赵善强家投靠。干粮吃完了，到路边的人家要点剩菜剩饭，天黑了就随便找个地方栖身。过河时，她把哥哥先背过河，放在被子上，叫他不要乱动，又走过河对岸扶着曾祖母淌着齐膝的水走过来。一双小脚的母亲，就这样不知过了多少河，也记不清走了多少天，后来到达云镇古道沟。这个沟里，住着赵善堂的弟弟赵善强一家。母亲和哥哥被安排在一个偏屋居住下来，母亲还是为别人做针线活挣点工钱度日。
寄人篱下的日子，使刚强的母亲又产生了回干沟赵家梁的想法，数月后，母亲又背着哥哥，拉着曾祖母回到了她结婚时那两间吊楼草屋。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耿振文，1910年3月24日（农历2月14日），生于陕西长安白鹿塬北桑村，祖辈是关中农民，他的爷爷在鲸鱼沟岸割草被回民造反队杀害，他父亲三十岁时因吸大烟离家出走，撇下我的曾祖母、祖母、父亲及两个姑姑。一家人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中大旱，颗粒无收。仅有的九分地和两间破厦子房是祖传家业，无论如何养活不了这一家人。无耐之下，父亲领着我的祖母及大姑从关中的白鹿塬离家，沿路乞讨到终南山。在一个叫梦家台的山沟里，半坡住着一家姓李的，李家有一个跛子，取不到媳妇，祖母答应把大姑嫁给李跛子，这样，一家三口就在梦家台落了脚。我的曾祖母后来饿死在白鹿塬家中，数天以后，临居才发现她倒在水缸旁。
大姑嫁给李跛子后，生了一个儿子叫“喜”，喜先天智力不好，喜出世不到两岁，李跛子就死了，后来大姑回到关中，又嫁给了白鹿塬北方村一个姓封的地主做二房。又生了一男一女。就是这个“喜”，与大姑相依为命，一直陪伴着大姑活到七十多岁，大姑死后七天，她也死了。
奶奶在终南山梦家台定居后，父亲开始给人挑脚，背东西到山外来卖，后来他自己做起了生易，从卖头绳、火柴到卖布匹。摇着一个搏朗鼓，走村串户，沿村叫卖。后来到了干沟一带，茅坪逢集赶茅坪，西口逢集赶西口，有时也到熨斗、山羊、郧西、四峡口卖货。父亲在陕南做生易，物美价廉，公平交易，为人亲和正直，是镇安东乡有名的好货郎，大家都亲切称他“耿货郎”。
母亲对封建家族的反叛和自由恋爱
母亲住晏家坡核桃树坪吊楼子，正在大路边，父亲卖货时常从那里过身，有时也到母亲家里歇脚。这样时间长了赵家就七嘴八舌地说母亲坏话。赵家在干沟是有权势的家族，特别是赵开春，凭着自己权势横行乡里，他不许母亲改嫁，改嫁也由他说了算，他想把母亲卖出去，自己收钱。母亲看透了他的用心，坚决反对他的控制。母亲说：“我的事，我做主，不要你们管我的事。”这声音，在那个封建社会，那个封建家族里，是一种呐喊，是一种反叛，是一种对新生活的追求，是一次婚姻自由的革命。
自那以后，母亲父亲的交往越来越多，他们相识相爱，心心相印，在家族指责谩骂、抄家，众人议论不解中，他们冲破层层枷锁，走到了一起，成为中国三十年代婚姻自由的先行者，成为中国小脚女人冲坡封建礼制的典范。
父亲和母亲自由结合后，赵家一度闹得厉害，扬言要把母亲处死，由于父亲当时为人正直，感动了当地有权势和有名望的毛全翙和毛全福，由他们出面说服赵开春和赵氏家族，承认她们的自由婚姻。不久我的母亲怀了二哥。
母亲父亲结合后，赵开春仍不罢休，又在大哥赵教文的归属上做文章，他说“赵教文是赵家人。”硬是从母亲的怀里抢走了哥哥，送到了云镇古道沟赵善强家里。哥哥到了古道沟，8岁开始给一个叫申光明的家里放了一年牛，后来又给曹述元放了两年牛。每年挣两匹布，全交给了叔叔赵善强。放牛时别人下雨向家里跑，哥哥下雨时向山上跑去赶牛，那时每天放牛还要背一挎篮猪草或者干柴，如果不背回东西，就给哥哥吃冷饭。小小年纪无鞋穿，上山时赤着脚。脚上长了厚厚茧子，连毛栗壳踩上去都不知道痛。
1938年11月26日，赵开春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