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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叙述天地会历史的《会簿》是一种极其秘密的文件，早年很少在一般成员中传阅。后来，随着天地会的广泛传播才转辗相传到普通会众之手。这里就存在一个局限性问题。清朝封疆大吏查获这些抄本之后，在向清廷奏报时，出于忌讳，以免触怒“龙颜”，往往不引述全文，多用“悖逆语句”、“殊堪发指”代替。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政府在福建就发现了天地会“书稿”，李侍尧仅用“有广东凤花亭、高溪庙、马溪庙洪结盟之语”一笔带过。因此，我们对于嘉庆以前清档中涉及“西鲁故事”传说的种种记载，应当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善于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孤立地、机械地去看问题。否则，就把握不住事物的本质，得不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自然，“西鲁故事”毕竟是一种传说。它所敷演的故事情节、人物并不等于真人真事。如果把“西鲁故事”中的人物诸如朱洪英、朱洪竹、郑君达、陈近南等及其活动，硬要说成一定是崇祯皇帝三太子、郑芝龙、郑成功、陈永华等人及其事迹，那就过于牵强附会；如果因为它是传说，认定“西鲁故事”不足以作为研究天地会起源的重要参考史料，那就未免失之武断。众所周知，任何历史传说，都不过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即使那些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民间传说对于史学研究说来，仍不失为一种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事实上，充分利用民间传说一直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取材十分丰富。他遍游九州名山大川所搜集的大量民间传说，遗闻轶事，就是《史记》的重要素材之一。清代史籍记载的三仙女吞食神鸟衔来的果实而生始祖布库里雍顺的传说，正为我们研究满族的起源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史料。因此，探讨天地会的起源，除了必须大量借助于清朝官方文书档案和封建文人的记载之外，还应当充分利用天地会本身的传说资料。如果以为象“西鲁故事”之类传说纯属神话而一笔抹煞其史料价值，显然是不对的。尽管“西鲁故事”可以明显地看出它吸收过少林寺十三棍僧救秦王李世民这个传说的某些故事情节，受到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影响，但是，它主要是天地会根据自身斗争的需要编制成的。编制者通过敷演少林寺僧帮助康熙皇帝打退“西鲁”八侵而反遭陷害被迫结盟起会复仇的故事，说明结拜天地会之缘起在于反清复明。换言之，“西鲁故事”实际上是清初社会现实斗争的反映。特别是这个传说把天地会的倡导者说成都是少林寺的和尚，更清楚地显示了天地会所产生的时代。
众所周知，清军入关之后，曾经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政策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圈地”、“投充”、“剃发”、“易服”、缉拿“逃人”，以及“迁海”等法令的颁布，不但给广大农民和城市市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汉族地主的利益。满族贵族统治者用野蛮高压手段强行改变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汉民族的感情，从而激起了汉族农民群众和其他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反抗。但是，随着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转入低潮，逐渐走向失败，南明几个小朝廷的相继覆灭，清政府笼络汉族地主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抗清志士们又面临着新的考验和命运抉择。一部分人，特别是下层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反清斗争；一部分人则流亡海外，寄身异国；另一部分人则“祝发为道”，遁入空门。例如，方以智、屈大均、石涛、石溪、朱耷、钱澄之等人都曾一度为僧，或入清之后终身为僧。南明隆武朝廷的兵部右侍郎叶廷秀在“事败后，为僧以终。”＇132＇
诚然，清初一部分士大夫出家当和尚主要出于“复明”无望而又不愿仕清的动机，以致走上消极厌世的道路。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当中许多人虽然出家为僧，却并没有真正脱离现实，只不过把反清复明的思想埋藏起来。甚至有些人念念不忘国难家仇，借寺僧作掩护，云游天下，终身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康熙四十年代，张念一以浙东大岚山为据点，利用“一念和尚”的身份进行反清复明斗争即是一例。天地会由少林寺劫余五僧创立的传说，就深深地打上了明末清初那个时代的烙印。
“西鲁故事”传说，天地会第一次结盟为康熙甲寅（1674年）七月二十五日。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年），正是清代历史上社会大动荡的又一年代。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原准备于甲寅年元旦首义的杨起隆，以朱三太子名义相号召，提前在北京城内发动起义。与此同时，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公开举兵反清，贵州提督李本深首先响应，云贵总督甘文焜闻变自杀。吴三桂督军迅速打进湖南，占领沅州、常德、衡州、长沙、岳州等地。甲寅十三年（1674年），广西将军孙延龄、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可信，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