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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以降，作诗填词已成为文人的日常事务，而声律对句则是创作诗词的基础技能。因此，学童入学后除学习识字和读诗外，学习声律对句也成为蒙学阶段的一项经常性的内容。在宋代的蒙学中，属对是基本的必修课程，属对和韵律训练是基本的语言文字训练。学习作诗是蒙学的一项基本内容。蒙学中学习作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填诗，二是模仿。教学童写诗，重点是教“填诗”，首先是背会三十类韵，接着是用匡纸表韵头，以便填诗时查阅。而模仿则是实践训练的一种好办法。朱熹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九《论文》上）严羽在《沧浪诗话…诗法》中说：“学诗有三节：起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而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由此可见，宋代学校教育在帮助学子学习写诗上已经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蒙学阶段教蒙童属对是写作诗歌的基础，属对要求平仄相对、词性一致、结构相同、字数相等、修辞手法相同、逻辑关系相同，是一种集语音、词汇、语法、修辞、逻辑于一体的综合性基础训练。为了适应人们学习作诗填词的需要，训练学子掌握声律对句技巧的韵文类读本代代不绝。自唐代之后，出现了许多教授学童学习声律对句的启蒙读物，如李翰的《蒙求》、王令的《十七史蒙求》、司守谦的《训蒙骈句》、李渔的《笠翁对韵》、车万育的《声律启蒙》等，都是为帮助学童学习声律对句而编写的启蒙教材。
清代蒙学的写作训练较以前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训练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属对——作诗——作文。道光年间的学者王筠的《教童子法》对蒙学识字、写字、读书、属对、作诗、作文等方面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对蒙学教育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在作诗作文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涵养学生写作诗文的兴趣，他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原则，要求学生多写多练，即初学做诗，先要放手，不要拘于四声，为双声叠韵的规矩所束缚，此后再从放到收。“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嗥，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必俯首乐从，……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以圈为主，等他知道文法”，把诗文写精练。王筠还主张蒙童教育应循序渐进，即学生识二千字后才可读书，待其“神智渐开”，再教以四声、虚实、韵部、双声、迭韵等文字知识，然后在有了识字、阅读、属对的基础后再开始学习诗文写作。清代龙启瑞曾制定过一份古代儿童课程表，“每天早起温习读书，背诵。上生书时，老师讲解毕，命学生复述一遍，乃就位念一百遍；午后，写字，温书，背；晚上练习作对，灯下读古诗，隔日学写诗，逢三、八日作文，逢初一、十五作史记诗赋。”可见清代蒙学阶段诗歌写作训练是比较频繁的。
曾国藩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曾特别强调写作诗文的方法和要求：“至于作诗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骄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余所选钞五古九家，七古六家，声调皆极铿铿，耐人百读不厌。余所未钞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陈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鲍明远、高达夫、王摩诘、陆放翁之七古，声调亦清越异常。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古人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又云‘锻诗来就且长吟‘，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工夫。盖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句之诗，天籁也。解此者，能使天籁人籁凑泊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曾国藩文集…书信二》）
综上所述，讲授解疑、熟读背诵、模仿练习这三种基本方法其实也概括了古代学校进行诗歌教育的大致过程，也是古代学子在求学期间接受诗歌教育的基本过程。
第三节古代诗歌教育的主要特点
我国古代诗歌教育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概括地讲，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将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作为诗歌教育的首要目标。
在中国古代社会，诗歌教育被统治者上升到政治教化的高度，被看作是巩固统治基础的基本手段之一，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诗歌教育。所谓“诗教”，其主要含义正是指统治者要通过诗歌教育的途径来实现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达到巩固统治秩序的目的。因此，以传授伦理道德规范为基本内容是我国古代传统诗歌教育的重要特征。
我国古代的诗歌教育历来强调思想教育功能，“乐教”就以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为最终目的。根据《尚书…虞书…舜典》的记载，舜帝就明确了乐官夔的职责，明确了“乐教”的目标：“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如果这段话的记载可靠，从中可以看出，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首领已经认识到诗歌音乐的教育功能，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诗歌音乐对青少年进行全面培养。舜帝这段话后来被儒家作为“诗教”的经典言论。
据《周礼》记载，周朝的大司乐要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周朝教育贵族子弟的六种科目称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包含政治、道德、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当时的诗歌教育必须体现周王朝特定的政治伦理思想，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是后世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直接源头。
春秋时期，孔子把教书和育人完美结合在一起，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泰伯》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春秋时期文学方面的重要见解之一，全面概括了诗歌的社会作用和审美效果，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系统的诗歌教育理论，奠定了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此后，历朝历代的诗歌教育都十分强调思想教育功能，重视“文以明道”（《荀子》）、“文以载道”（周敦颐《通书…文辞》），尤其重视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完美结合。
古代各类诗歌教育读本很重视思想教育与艺术形式的统一。传统诗歌类教材不论是儒家典籍《诗经》，还是蒙学阶段的韵文识字读物、《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编选者都非常注重伦理道德、思想修养方面的教育。《诗经》本来是一部诗歌总集，孔子整理后用以授徒，作为礼乐教育的教材，被罩上了浓郁的伦理道德色彩；西汉时被儒家尊为“五经”之一，才被称为“《诗经》”，此后其文学色彩越来越淡，而经书味道越来越浓，成为道德教化的工具。汉代最流行的启蒙识字课本《急就篇》中，就有“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等歌功颂德内容。南朝梁代的《千字文》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