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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了上司马乐我是吃不了兜着走，从此在工作上我就诸事不顺。单位要分流一部分人员，我被列入其中。当然最终还是因为我的努力和能力留了下来，可是我在单位里就要更加小心翼翼了，有些坏人就像盲肠，好起来没什么作用，可是要坏起来就要你的命。
在家里，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左晶常常失眠，只要她心烦，无论多晚她都会把我叫起来，而被她叫醒的我，很难再一次入睡，我的眼里因此充满了血丝，这种疲惫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
左晶赌得越来越凶了，每月的绝大部分收入都被她输光了，存款也被她偷偷取出来还了赌债。好几次，有人堵到我们家里，逼着左晶还钱。我气愤、伤心，可是无能为力。回到家里，左晶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反而为一些生活琐事和我吵架，她一发起火来就把我贬得一钱不值。
我的老家再来人，左晶的态度好多了。可奇怪的是亲戚对我越来越疏远，后来我从他们支支吾吾的暗示中才知道，原来左晶借了他们不少钱。到这份上，我和左晶都吵疲了，只有一个念头：逃避。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离婚”。可为了孩子，我们又不能轻易跨出这一步。
我的青春和梦想已经与左晶拴在一起了，我们也曾经历了幸福与欢乐，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了。
有时候想想，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呢？是一些什么环节出了问题，让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远？
主持人：一个人难能可贵的是认识自己；而且知道自己要什么。翟政努力地描画出了自己的样子；他的自卑、怯懦还有他的希望和努力；可是怎样才能走出这一地鸡毛的日子呢？读者朋友；你能为苦恼的翟政开点药方吗？下午五点前请参与我们的讨论：95838…2702676或者mailto：hjb…1234@163。c
hjb…1234@163。c
第三十七章 生活就像爬大山
倾诉人：张宝珠
职业：敬老院院长
年龄：３７岁
采访时间：４月２６日
采访地点：六角亭街敬老院
（尽管是非常时期，敬老院里还是一片祥和气氛，老人们三三两两地聊着天。在办公室里，张宝珠落落大方地向我作了个揖。
刚落座，她就侃侃而谈。她把自己２１年来的辛酸和奋斗史一一向我做了讲述。谈话中，她不时用手理理云鬓。她讲的最多的就是“我是天生的劳碌命，我是要强的人”。）
风雨十六载
１９８２年高考落榜，我本想复读。可穷困的家境让我不好意思把这话向年迈的父母说出口。我明白，大学校门永远对我关上了。
父亲多病，药费是一大笔开支，兄妹六人都要吃饭，仅靠土里刨食显然是不够的。我是老大，改善家境的重担自然落在了我身上。我咬咬牙，含泪剪去了一头长发，带着两个大点的妹妹，告别父母来到了武汉。
望着拼命向我招手的父母，我在汽车上暗暗发誓：不干出一点名堂，我决不回红安。可一到武汉，我才发现自己的想法何等幼稚。满街的高楼，让我们姐妹头都晕了。我们没有一技之长，处处碰壁，身上仅有的几十元钱一天比一天少。我们的衣服也特别寒酸，补丁摞补丁，裤子是褪了色的吊八寸，头发上还沾着没有洗净的泥巴。路人对我们指指点点，不时发出阵阵嘲笑。
自卑像大山一样压过来，几乎将我压垮。我不知做些什么才能呆得下去。
最后，我总算找到了件白天伺候老人的工作。我当上了保姆，但我的收入仍不足以维生。不得已，我只好晚上带着两个妹妹摆地摊，可生意一直不是太好。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甚至睡过马路，捡过破烂。可我们还是熬下来了。
直到我拜师学会了编织的手艺，日子才略有改善。每个月我都能给父母寄些钱了。寄钱时，我心里感到无比幸福。
１９８８年，我结婚了。婆家的情况也不是太好，婆婆瘫痪在床已经十年，丈夫是个憨厚老实的人，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由于我的家境太差，又没有城市户口，我不敢有半句怨言，生怕婆家人嫌弃我。嫁过去后，我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服侍婆婆。擦洗身体的活我包了，凡是能干的体力活我也尽量干。可娘家太穷，我仍受到歧视。丈夫也有兄妹六人，一碗水实在难端平。
婚后不久，我生了孩子。还没从喜悦中回过味来，我的母亲就中风了，父亲的哮喘病也严重复发。我没日没夜周旋于老人和孩子之间，既要当贤妻良母，又要当孝顺媳妇和孝顺女儿。我感到身心俱疲，苦不堪言。我想：要是有家专门护理老人的机构，我就不用这样累了。
我萌发了办家敬老院的念头，但也仅仅是念头而已。
屋漏偏逢连夜雨。１９９２年丈夫赶上了下岗的头班车。以前，丈夫的２００多元工资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我专心在家做家庭主妇。陡然间失去了依靠，生活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又摆起了早点摊，重操摆地摊的旧业。可生意都不太理想，没能赚到什么钱。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艰难。
不过，这些经历磨练了我的胆量和商业头脑。
艰难的开始
１９９７年，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我把母亲接到武汉治病。因为筹集医疗费，丈夫和我吵了一架，还生平第一次打了我。他怕还不起债，不让我去借钱。那天，我的眼泪流个不停。流泪和夫妻干仗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钱总算借到了，母亲的病控制住了，我也受够了冷眼。陪护母亲的时候，我发觉那些瘫痪在床的老人迫切需要帮助，而社会上居然没有专门的护理机构，我敏锐地看到了这个商机。我决心设立一个机构，让和我母亲一样的病人安享晚年。
我的主攻业务是那些瘫痪在床的老人和得了健忘症的老人。可我缺乏资金，丈夫又强烈地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活太下贱，丢人现眼。周围的亲戚朋友，包括我的母亲也都拼命反对。但我主意已定，决心豁出去了。
１９９８年４月，靠着东拼西凑借来的两万元钱，在当时的六角亭街民政科杨科长和居委会领导的热心帮助下，敬老院总算开张了。三室一厅的临街房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头两个月生意极差，养老院里只有我瘫痪在床的母亲。
每月光房租就１５００元，这还是居委会再三优惠的。我不禁心灰意冷，暗想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
我不甘坐以待毙，拿着广告单跑了二十多个居委会，跑高层楼房的住户。可我贴在墙上的广告单全被人撕了，并招来白眼和臭骂。有天晚上，我送传单到协和医院，还被几个人当贼打了一顿。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那么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
转折点
终于我的敬老院迎来了第一位顾客，杨科长介绍了一位８５岁高龄的老婆婆。
这位老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行为不能自制，喜欢把吃剩饭菜揣进被窝里包起来。更要命的是，她随地大小便。稍不留意，床上、桌上甚至脸上都是大便。她不辨白天黑夜，半夜还非要出外转悠两三个小时。为了让她心情舒畅一点，我惟有扶着她在茫茫的夜色中散步。她经常做些自残的举动，因此我只能趴在她身边眯一会儿，睡觉时也要捉住她的手。
以后，敬老院又陆续入住了１６位老人。我请了妹妹和几个钟点工来帮忙。
我母亲和婆婆都是长期瘫痪，照顾瘫痪病人我是轻车熟路。可为了更好地服侍他们，晚上我还是特地到同济及协和医院里去做护理工。在那儿，我学到了专业的护理技术，每晚还能赚１５块钱。
每个老人一个月交６００元，我们从护理到住食都包下来，这比请保姆护理合算。我实行的是家庭化管理和服务，老人的家属看到我们像对待亲人一样照顾老人，也很满意。由于口碑效应，入住的老人越来越多，敬老院开始盈利。
１９９９年５月，敬老院搬到了顺道街粮食工业学院的一家招待所。我雇佣了５个正式员工，把整个５楼租了下来。我要求服务员们把老人们当亲人看，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老人家属对我们的信任。
有位大脑受刺激的老人，刚来时情绪低落。每个星期都要昏睡两三天，醒来时就自己打自己，摔东西砸碗，甚至把头狠命往墙上撞。这样的老人只能去尽力感化她，她摔东西时我陪她一起摔。她打自己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