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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甚诧余言，而询女士之兄奚以不加资助。余谓“女士雅不愿其兄有所供给。矧其兄已有家室之累耶！”太后谓“此种文明，实为奇特。在我中国，父母既亡，为之子者，有抚养未嫁姊妹之天职。”又谓“中国妇女，苟自出谋生，则人将传为谈助矣。”然仍允余，谕令诸大臣，付加尔女士以绘像之费。
二月十四日（即西历一九零四年三月二日）为余入宫周年之期。时余已忘却，太后告余，始忆及之。太后问余“居宫中是否愉快？抑仍思重回巴黎也？”余乃以诚意相答，谓“余之居法，虽觉安适，然以宫中岁月，至饶兴趣，此间诚乐，不复思法矣。况在祖国，而得与亲友时相往还耶。”
太后莞尔而笑，谓恐余不久将厌居宫中，而遁往海外矣。且谓欲余不作出外之想，惟有嫁余去耳。复询余所以反对婚事之故，是否惧阿姑之羁束也？若果有此，余则无所用其忧虑，盖彼一日犹在人间，则余可一日不虑夫此也。又谓余适人后，不必居家中，仍可如常以来宫内。
太后赓续言曰“去岁尔之婚事提议时，时余亦愿且置之。良以尔之生长情形，与其他宫眷稍有殊异。惟余之心于此事，固未尝一日或忘。现仍为尔择所天，务期与尔相匹。”余之答言，一如曩昔。略谓“余殊无适人之意，苟太后不我遐弃，不愿一日之离宫闱也。”太后闻余言，谓余未免固执，想不久变更其宗旨矣。
二月下旬，加尔女士日从事于太后之肖像，盖欲速成之也。太后又阅历书，择一吉日以绘竣此像。旋择定一九○四年阳历四月十九号大吉。余乃告知女士。讵女士再三声言，时间短促，实难如期告竣。余以此言转达太后，并详述尚有细微处必须补缀，莫如假以时日，俾女士得从容布置也。而太后拒之。谓十九号四句钟，必须告竣。余亦不能再有所言矣。
限期之前，约一星期，太后乃亲临加尔女士之绘室，作末次之察看，状态似甚欣悦。惟因面部，色有浓淡，终不以为然。余告以此乃光之影也。而太后必欲余转嘱女士更之，务使两边相若。女士与余讨论良久，终知不能违太后之意，乃略加修改。太后偶见像下，有洋文数事，问余为何物，乃即以绘像者之姓字告之。太后即曰“余知外人往往有奇特之举动，惟思奇特至此，余实未之前闻。奚以书其姓字于余肖像之上哉！他人不知，必谓此乃加尔女士之肖像，而非为余有矣。”余乃又详释其所以然之故，略谓外国之美术家，于所绘图画之末，无论其为肖像与否，往往自署己名，已成惯例矣。太后遂谓“此或当然，姑留之可也。”惟观其状，终有不豫色然。
加尔女士从事绘画，几以夜继日，始克如期告竣。太后乃邀请康格夫人及其他各公使夫人，入宫观览画像，以此非正式觐见也。太后乃御较小之某殿接见之。互相寒暄后，太后命与余等导之以入女士之绘室，余等从之。太后于是与诸夫人道别，迳返已室。皇后奉太后命，与余等偕往，盖为太后作主人也。各人既见太后之肖像，均称道不绝口，赞其酷肖。观览既毕，余等乃退食茶点。皇后坐于案之首端，命余次之。各人坐后，来一内监，奏请皇后转告来宾，谓帝稍觉违和，未能莅临也。余乃为之译述，各人均形满意。故此次来宾未觐皇上，纷纷告别而去。其实帝并未病，特余等忘以觐见事告之，使莅临耳。
外宾既去，余将各事奏知太后一如常。太后问“外宾对于肖像云何？”余答“外宾极赞道之。”太后曰“此固宜然，像乃外国美术家所绘者也。”观其状，殊怏怏，且泄怒于他事。余以加尔女士几经辛勤，始克成此，不禁大失所望。太后乃谓“加尔女士绘成此像，颇费时日，何以无人语彼，而以见外宾之举告皇帝也。”对于内监总管，尤形愤愤。旋谓彼忆及此事，即派内监向外宾道歉，盖恐外宾不知情形，而疑皇帝有他事发生，致悠悠之物议也。余告太后“已向外宾详释帝之违和，彼等闻此，亦即漠然置之矣。”加尔女士既出宫，一日，太后询余曰“彼曾诘尔以拳匪之乱否？”余告太后“时居巴黎，于乱之始末，极少闻知。”且谓女士从未一道之也。太后曰“余殊不欲道及此事，并不愿外人举此以询吾之臣民。居常自思吾实堪为妇女中之最明智者，他人鲜克望其项背。彼英后维多利亚者，吾素耳其为人，即其历史，吾固尝取译本读之，觉其关系之重，与所以身罹百忧者，殊不得余之半。余之生涯，今且未艾，其未来事，无人可得而悬度之。余或反其故常，作奇特之举，以惊醒外人之耳目，亦未可必。英吉利者，列强中之一也，然非维多利亚英谋独断，有以致之。彼盖有国会之英髦，以助其后，凡百施行，必择其善者而从之。英后于此，仅事画署，而于其国之政治，曾无所可否。吾有人民，且四百兆，又无不惟予一人是赖。彼军机者，虽可备余之咨询，而彼等仅司监察。事关重要，余实决之，皇帝何所知也。余一生事，无失败者。然决未梦及拳匪之所以贻害于邦家者，至于斯极。综余生平，惟此谬误。乱之方兴，余实应严降谕旨，以禁其蔓布。奈载漪、载澜，坚称拳匪降自上天，所以荡清国耻，而剪除外人者。彼之所谓外人。固指教士言也。余恨之至切，而守旧教亦至笃，尔所深知。故于此时，未尝稍置可否。意欲坐观其究竟耳。讵知其举动太暴，而载漪竟于某日，以拳匪之魁入颐和园，集内阉于丹墀中，验其头部，有无十字焉。其魁曰‘此十字者，尔不之见，惟余能于人之头部寻得之，而知其为基督教徒也。’载漪于是入余私宫，谓拳魁方迟于宫门，曾得内阉二人之为基督信徒者，而询余奚以处之。余于时怒甚，当谕载漪未经余俞允，奚得擅以拳匪入宫？彼谓‘此魁法术极大，能聚外人而尽戮之。且得诸神呵护，不畏西人之炮火。’且谓‘曾亲见之，一拳匪以手枪击他匪，已命中矣，而卒无所伤。’于是载漪请余以入教之内阉二人，畀之匪魁。余从之。未几，闻此内阉两人，即在离此不远之某处枭首。翌日，匪魁又随载漪、载澜入宫，命内监尽焚香，以表其非基督教徒也。继又谓莫若日令匪魁入宫，授内监以拳术。北京居人，大都皆习之矣。其次日，各内监无不衣拳匪之衣，余见之大愕。其衣为红衫黄裤，而以红布缠头。念彼等竟弃其公服，而作是装，不禁无悲矣。而载澜者，且以一袭进献。方是时也，军机领袖荣禄，适以病乞假一月。余于其病时，固日遣内阉一人视之。是日阉人归，谓荣禄已愈，将于明日入宫，虽彼假期尚有十五日也。余以彼之遽请销假，中必有故，为之惑甚。然以拳匪头目事，亟欲与之磋商，故欲见之之心，亦至急切。及彼之知宫中举动也，面呈忧色，而谓‘拳匪者非他，实叛徒也。仅欲集彼黔首，助之以尽戮外人。至其结果，殊不足为朝廷福。’余当告之，其言近是，而诘其处置之方，彼当告余，将往语载漪焉。乃至翌日，载漪来，谓以拳匪事，与荣禄冲突至烈。并谓北京居人，无一而非拳匪矣，苟欲施以禁遏，必举北京之人而尽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