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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镇静得异乎寻常。特普弗勒帮他把年轻女人抬到床上。打了一针以后，几乎立见奇效。
“这下她要睡了。”
那双灰色的眼睛突然流露出无限忧伤的表情，特普弗勒以为那人承受不住这般压倒一切的悲哀，恐怕会哭起来。于是，他转过脸去。
“塔多伊兹！”
“有何吩咐，先生？”
“谢谢你。”
特普弗勒点点头。这时该说什么，或者该做什么，他心中不太有底。
那人温和地说：“给我谈谈你自己吧。你有兄弟姐妹吗？你结婚没有？”
他们就在这空荡荡、静悄俏的银行里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主要是特普弗勒一个人谈。他说了许多事情，不过特别介绍了他那位严厉得可怕的祖父安东·古斯塔夫·特普弗勒。克立姆罗德好象根本没听，迷离恍惚的眼神茫然凝视著不知什么地方，可他提出的问题表明事实上他听得很认真，倒是特普弗勒认为所谈的内容并不值得如此认真对待。
最后，特普弗勒告辞，回到了他的小床上。但他无法入睡。他故意把门开着。万一那边需要他时比较方便；透过门缝，他可以看见威廉·退尔室内的灯光依然亮着。两小时后，他从床上起来，又走到那里去问了一下有没有需要他做的事情。
“没有，谢谢。”那人温和而有礼貌地说。
他坐在年轻女人睡的那张床旁边看书，看一本约翰·博德默尔翻译的德文版荷马史诗，这是从阿洛伊斯·克纳普的私人藏书中借来的。
“整整一夜他就是这么过的；我敢肯定。直到清晨他还坐在那里，”特普弗勒事后回忆道。
上午，当特普弗勒又见到那一对时，他发现那年轻女人——显然她的名字叫夏眠·佩吉——几乎没什么不正常，起先有点没精打彩，却更显得楚楚动人，但随后她的麻利劲儿与粗鲁的幽默又渐渐恢复。看起来她很正常，只是在两朵紫罗兰般的一对眼睛深处闪烁着狂热的异光。
在过去的两天里，装甲卡车已多次开到银行，其中有几次从苏黎世其他银行开来，它们都最大限度地让出自己的美钞，但大多数车次来自机场。第三天，来往的车次更多，但由于银行比平时提早关门，这一切很少有人看见。
运来的钞票陆续堆放起来。
十亿美元的纸币究竟要占用多少空间，谁也估计不出来。如果单选某一个房间可能嫌小，为安全起见，决定还后把钞票堆在大厅中央铺好被单的地上。
特普弗勒利用闲暇算了一笔账。
一百元票面的钞票，每十张一沓，连同扎钱的带子大约厚七点五毫米——新钞票稍薄一点，用过的稍厚一点，他取的是平均数。他算出，把用带子扎起来的百元钞票一沓一沓叠成一堆，一百万美元就能堆到七点五米高。
他想算出，以每堆十六点五厘米长、六点六厘米宽、七点五米高计算，多少堆的面积相当于一平方。
答案是九十堆。每平方米堆九千万美元。我的天！五间屋子的一套房该容得下多少钱哪！
……而十亿里面有一千个一百万。
假设用九十除一千……
十一点一一一平方米。
当然仍旧是按每堆高七点五米计算的。这简直是发疯。就算天花板有这么高（某些地方确实达到这般高度），但要登上这样巍巍然一堆的顶部，至少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这位客户要是想点点数的话，”特普弗勒想，“他得借助于一架直升飞机，起码也得有一柄登山用的破冰斧。”
他认为，与其把它们垒得那么高，倒不如减低高度，增加堆数。比如，把原来的一堆匀成五堆，这样计算起来也不难。
答案似乎是可行、合理的：这么一铺开，大约五十六平方米、一点五米高的一垛就是十亿美元。
他想，不管怎样，大厅里应该堆得下。这已经挺不错了，除了大厅，别的地方都不行。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算得那么精细，结果证明是错误的。误差虽不是很大，却也不算太小。
这令人咋舌的一大垛钞票占地六十平方米，有些地方的高度还略微超过两米。原因很简单：他们弄不到那么多百元票面的美钞，只好用五十元甚至十元、五元、一元票面的补足。
这样一来那垛钞票的体积也就相应地增加了不少。第三天晚上七点左右，威廉·退尔室的电话铃响了。特普弗勒拿起了话筒，自从最后一辆装甲卡车开走后，他就一直巴巴地在等这个电话。
电话里克纳普的声音说：“好了。”
于是，他们三人下楼去：那一对儿挎着胳膊走在头里，年轻的瑞士人跟在后面。
空荡荡的大厅里，除了那十亿美元的钞票外，只有阿洛伊斯·克纳普和拄着手杖、年高德劭的菲斯利。那个自称克立姆罗德的人（至少在特普弗勒心目中这不是他的真名），甚至没有走近那垛巨款。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神表明他的心思不知远在何方，脸上那种幽默或愉快的神情早已影踪全无。
那年轻女人则不然，她绕着那垛钞票慢慢地打转。
“十亿美元？”
“十亿零三美元四十五美分，”克纳普答道。“在承兑你们的支票这件事上，让你们久等了，请原谅。”
夏眠消失在钞票后面。但她的话音在反响很大的拱顶下回荡着。
她问道：“这些全是你的，雷伯？”
“是的，”那人说，依然一动不动。
“你总共有它的多少倍？”
“我不知道。”
“两倍，雷伯？五倍？十倍？”
“我不知道。”
她重又出现在四个男人的视野里。
“要是我一把火烧了它呢，雷伯？我可以烧光它吗，雷伯？”
“可以。”
“真的可以吗？”
“是的。”
不过他带着迷人的柔情含笑添上一句：“只是，你会把银行一起烧掉的。”
“那就把银行买下来。
“我们要银行干什么，亲爱的，你不觉得这是个挺沉闷的地方吗？”
那女人看着他，眼睛里突然充满泪水。
“你太可爱、太温柔了，雷伯，我爱你。”
“我也爱你，夏眠。”
她倚在钞票垒起的墙上，无声地哭了起来。
特普弗勒、克纳普、菲斯利三人先后转过身去，不敢看她或克立姆罗德，这时克立姆罗德的脸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
“现在带我回那个地方去吧，雷伯。让他们把我再关起来。”
大厅里面有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站岗，不过是在门外。克纳普作了个手势，警卫让他们过去。
门关上之后，特普邦勒依然没有动弹。
克纳普对他说：“回去吧，年轻人。一切都过去了。”
“这些钞票怎么处理呢？”
“那儿来的放回哪儿去。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特普弗勒点点头。当然。
他迈步朝门口走去。
“塔多伊兹！”
特普弗勒连身体也不转过来就说：“我知道，不能把这事说出去。”
他走了。他一句话也不想跟任何人说。其实，他倒是更想哭一场。
王臣 —— 7
夏眠·佩吉死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
跟往年一样，她和家里人一起在美国过圣诞节。现在陪伴她的除了几个埃塞俄比亚姑娘外，还有一个瑞士女人——她是个医生，一直在夏眠身边，从不走远。在纽约和康涅狄格州的两个星期里，她显得很活跃，甚至很愉快，只是她的眼神时常表露出那种令人焦虑的亢奋。逢到这种时候，那个瑞士女人——她名叫玛尔塔·霍德勒尔——就会非常谨慎地接近她，随时准备进行干预。但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没有向更坏处发展，夏眠总是笑着说：“我很好，玛尔塔。”
她十分疼爱大卫和黛安娜·塞梯尼亚兹的孩子们，这一年，跟前些年一样，她带来的礼物不知多多少少。其中有一所做得非常逼真的瑞士乡间小木屋，有六个房间，家具摆设应行尽有，甚至包括一座逗人发笑的钟：一只杜鹃会在最最出人意料的时候从钟里跳出来，用撤酒疯的假嗓子发出尖叫：“现在是孩子们的时代！爸爸妈妈有神经病，孩子们还是好好儿的！”
整个小木屋，包括烟囱，是按二比五的比例制作的一件模型。
因此，当塞梯尼亚兹的夏威夷仆人想把放在花园尽头的小木屋内部打扫一下时，他们只好跪着干，有时候还得爬进去。（这座模型是由一个木工组乘货运飞机专程从苏黎世来组装的。）
孩子们甭提有多么喜欢这件礼物。当然，他们坚持要在自己的小木屋里度假，把自己和他们的表兄弟、表姐妹、小朋友一起锁在里面。晚上要他们出来洗澡，得经过耐心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