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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假报告上报朝廷。
赵顼收到韩缜报告后，立即提拔王韶为太子中允。
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西夏修筑闹讹堡，在宋夏边境屯兵。
庆州知州李复圭听说朝廷要进攻西夏，想立头功，派裨将李信、刘甫率领三千番、汉士兵进攻闹讹堡，被夏兵杀得大败而归。
李信、刘甫率残兵逃回之后，李复圭不作自我检讨，反将战败的责任推到二人身上，将他们推出营外斩首示众。并率领大兵追袭夏人，杀了老弱病残的夏兵二百名，随即上书朝廷，报称庆州大捷。
西夏人本来就桀骜不驯，他们与宋对峙，只想占便宜，从来没有想过要吃亏。他不到宋境内杀人放火、抢夺财物就已经是很不错了，哪轮到他们吃亏呢？这一次，是宋军先挑起祸端，而且还杀了他们的人，他们岂能善罢甘休？
西夏大举兴兵来犯，也就理所当然了。
韩绛受命为陕西安抚命，到西线督战，日夜兼程赶到陕西前线时，钤辖郭庆、高敏都已先后战死沙场。韩绛便在延安开设幕府，选番兵为七军。
韩绛是个文人，对军事并不在行，他任命种谔为鄜延钤辖，知青涧城，众将都归种谔指挥。
种谔就是宋朝大将种世衡的儿子，他承袭父荫当上军官，熙宁初年，赵顼刚即位时，他因轻开边衅挑起西夏与宋战祸，获罪罢官，贬到随州。
陕西前线的将士们对种谔知根知底，现在却要听他的指挥，心里当然不服气，很多人都口出怨言。
韩绛与种谔计划进攻横山。
安抚使郭逵坚决反对攻打横山，他说种谔只是一个狂生，根本就不会打仗，他是靠种氏的家世，赐荫子孙才当上军官，这样的人带兵打仗，一定会误大事。
韩绛不以为然，仍然是我行我素。
4。韩宰相错用种谔
十月，宰相陈升之母亲去位，辞职丁忧。此前，另一位宰相曾公亮已经辞职，陈升之再丁忧，宰相之位出缺。
十二月，赵顼提拔王安石和韩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王安石终于修成正果，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国者。
韩绛人还在陕西前线。当他得知自己晋升为同平章事时，兴奋异常，准备在战场上再大显身手，使自己成为一代儒将而名垂青史。他上表弹劾郭逵，使郭逵被召回京师。因为郭逵瞧不起种谔，也反对攻打横山的作战计划，拔去这个眼中钉，便少了一个掣肘。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85节：王韶献《平戎三策》（2）
郭逵虽被召回京师，却也是因祸得福，因为此后战场上的一些烂事，与他毫无关系。
韩绛逐走了郭逵，便命种谔率兵二万占领了罗兀，并在罗兀修筑城堡驻守，又修筑永乐川、赏逮岭二寨。分派都监赵璞、燕达修葺抚宁老城，在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各建立一处军寨，每寨相隔四十余里，在边境集聚了雄厚的兵力。
韩绛还在那里厉兵秣马，西夏军队已经攻陷顺宁寨，包围了抚宁。
种谔在绥德，得知夏军长驱直入，吓得魂飞魄散，不知如何应敌。运判李南公在旁，见种谔如此模样，劝慰说，大不了放弃罗兀，何必害怕呢？
种谔此时完全没了主张，一言不发，竟然抱头痛哭起来。仗才刚刚开打，种谔竟然吓成这样，可见郭逵骂他是一个狂人，根本不会带兵打仗，绝非虚言。
李南公见种谔毫无主张，叹了一口气，悄悄地退了出去。
接着，警报纷至沓来，所有新筑的城堡、军寨陆续被夏军攻陷，数千名将士成了夏军的刀下冤魂，种谔仍然是束手无策。
韩绛知道大局已去，想隐讳已无可能，只得上书弹劾种谔。他也知道自己罪责难逃，自请惩处。
朝廷的命令很快就下达了，放弃罗兀城，贬种谔为汝州团练副使，安置潭州。
罢免韩绛的相职，降为邓州知州。
韩绛当同平章事才几个月，还没有正式在京城平章事的官署坐一会儿，便被罢免了。这都是他错用种谔惹的祸。
西夏收回了罗兀城，也自收兵退去。
宋、夏这一场争端，以宋灰头土脸地收场而告终。
先有王安石赞许王韶的《平戎三策》，后有韩绛误用种谔。韩绛、种谔因战败而遭贬，王安石却逍遥法外，一人独大，坐上了宰相那把交椅。
六拗相公
1。一人独大
韩绛罢相之后，王安石一人独揽宰相大权。
一人独大，这在北宋不多见。因为当时的同平章事一般都是两个人，即两人并列为宰相，主持朝政。
宋朝有几本通俗小说集，包括《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这几篇小说的问世，预示着中国小说的来临。其中，《拗相公》写的是王安石推行新法不得民心的故事，反映了宋代反对新法一派的思想倾向。
“拗相公”是时人对王安石的别称。
拗，是不顺、不顺从的意思。如果用来形容人，则表现为这个人性格倔强，个性很强，不服输。王安石就是这种人：文学上独树一帜，造诣颇深，散文笔意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政治上，他不甘现状，锐意改革。
王安石推行新政，不容许任何人反对。朋友不行，反对他，朋友就变成了敌人；敌人更不行，反对他就会叫你靠边站。他能言善辩，能说服皇帝赵顼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把他的改革计划进行到底，当然，这还要取决于赵顼也有一颗求变之心。因为在仁宗皇帝时，王安石也曾上过万言书，请求变法，仁宗皇帝就不理会，王安石虽然雄心万丈，却无用武之地。
王安石当政后，赵顼给他配了两个助手，新任参知政事冯京、王珪。在这两名副手的协助下，他大举推行的新法，保甲法、免役法，就是在这段时期内相继出台的。他是个文人，知道文人的影响力，为了控制天下的文人，在推行新法的同时，他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变革。
宋初沿用唐朝的旧制，以科举取士。所试科目是诗赋杂文及帖经墨义，仁宗时听从范仲淹的建议，取消了帖经墨义，考试的科目为：先考历史或政治，次考经典古籍。这两轮考试过关后，再在皇帝亲自监督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
王安石当国后，欲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一意兴学。赵顼命令召开专题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苏轼认为，仁宗朝立学已经是徒存虚名，但科举取士的制度还是可行的，没有必要进行变革。
赵顼也同意苏轼的意见。王安石却坚持认为现有科举制度有不尽完善之处，必须改革。后来经过调解，决定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注重经学。
王安石为了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编写了一部名为《三经新义》的书，并将此书规定为官定标准，无论学校、科举，只准使用《三经新义》，所有先儒传注，一律废止。应试时，考生的意见如果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会名落孙山。
王安石虽然是文学大家，但《三经新义》毕竟是在两年内仓促写成，而且还是由他的儿子王雱和吕惠卿编写，学术价值并没有得到如欧阳修、苏轼等大家的认可，他是凭借宰相的权力，废止先儒们典籍而专用他的书。这恐怕是王安石“拗”的一种体现。
苏轼是文坛巨子，文学造诣不输王安石，而且更胜于他，他见王安石如此专横，实在是忍无可忍。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不满，他在一次进士考试中，给举子们拟了这样一道试题：
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是在指桑骂槐讥讽他。借故把苏轼调到开封府去做了一名推官。苏轼本来就很有名气，因这一事件而遭王安石的排挤，更使他声名大震。
苏轼知道自己得罪了王安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上疏，指斥王安石的新法。其实，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他就曾上过一道奏折，矛头直指青苗法。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万象，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86节：寄情山水
苏轼知道，这一道奏折呈上去后，京城再也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立即上表请求外调。
其实，此时的苏轼，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