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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热的“大跃进”的形势下，各级组织大量吸收公社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入党，自1958年9月以来，全省农村在4个月内就吸收了2。51万名新党员③。现实的经验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已从生活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在“大跃进”的弊害已公开显现后，由于“一手右倾帽，一手高指标”，使得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言。领导干部也深知“大跃进”符号的巨大威力，许多人都口唱赞歌，生怕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在“大跃进”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新符号认识的水平迅速提高——诸如“正确掌握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已化为人们的常识，并迅速调整自己与这些新符号的关系。而在城巿，国家权力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1960年，“大跃进”再现高潮，然而自1959年下半年始，江苏省城镇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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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组织史资料江苏省编撰组编：《中共江苏省组织发展史纲要》，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② 参见《中共江苏省组织发展史纲要》，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③ 《当代中国的江苏》编委会、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4）》，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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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已日趋紧张，根据省委指示，为“减少粮食浪费，缓和供应矛盾”，全省各级政府设立粮食办公室，对城镇户口粮食供应计划进行全面检查，南京巿玄武区政府历两个月完成检查任务，全区共减少月供应计划41920斤①。1960年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城巿人民公社化在粮食一片紧张的情况下形成高潮。江苏各主要城巿区一级政府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人民公社。与此同时，江苏各城巿又掀起大办公共食堂的运动。至4 月下旬，仅南京巿玄武区就办起各类食堂454 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大中型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52927 人，占应搭伙人数的72％ （1961年7 月玄武区的人口是242 542 人）②。据当时的报导，城巿居民热烈拥护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称赞在食堂就餐方便了工作和生活。就在实现城巿人民公社化和“节粮”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 下，1960年下半年为缓解城巿粮食压力，江苏遵照北京指示开始动员城巿人口下放农村落户，并以“大跃进”后进入城巿的“新工人”为重点。这项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南京巿委要求动员10万人下放，玄武区至10月底共动员11898 人上山下乡，为巿下达计划的99。2％ ③，1961—1962 年又动员了4 672 人回到农业生产战线④。至1962年6 月，南京巿减少城镇人口49800多人⑤。同期，全省压缩城镇人口46万⑥。1961年7 月，江苏省各城巿再次压缩城镇人口粮食供应，仅南京巿玄武区8 月份销粮就比7 月份减少供应粮20万斤，人均供应由27。11 斤／月下降为26。33 斤／月，全年少销粮71。9万斤。⑦
江苏在大跃进期间创办的71所大专院校，到了60年代初已难以为继。1962年初，江苏省对高校规模进行调整，仅保留26所高校⑧，中等专业学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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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82页。
②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92页。
③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96页。
④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115页。
⑤ 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事记（1949—1984）》，第145页。
⑥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⑦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108页。
⑧ 《当代中国的江苏》编委会、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4）》，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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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所压缩到37所①。
在实行严格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国家通过阶级斗争不断调整农村的社会关系，对地富份子的镇 压更加严格，阶级出身问题开始被反复突出强调。1960年2 月，江苏省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1961年11月13日，北京又发出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虽然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仅宝应县就死亡35391 人，占农村人口的6。2％②，该县因死亡、病亡、外流而丧失的劳动力就约占农村总劳力的30％ ）③，但由于江苏省领导机关采取了救灾紧急措施，农村情况迅速得到缓和。
在大跃进的大背景下，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只属中等状态，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称“江渭清思想右”、“江苏省委右” ④。对北京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又留有余地。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害民伤财且毫无功效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数目也远较其它省份少。江苏省国家权力在大跃进期间的扩张只是全国类似情况的一个缩影。
只是到了20年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才出现划时代的转变，社会开始成长发育，才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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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② 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页。
③ 《当代中国的江苏》编委会、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4）》，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④ 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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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说丁玲？ ①
丁玲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基本命题
我知道丁玲的名字还是在“文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本旧杂志上读到姚文元一篇批判“大右派”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长文，几十年过去了，那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两点：丁玲有一个“反动思想”，叫做“一本书主义”；另一点则是，丁玲是从一个“灵魂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最后“堕落为反党大右派”，自那以后，丁玲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不久“文革”爆发，在那混乱和知识贫瘠的年代，我通过各种努力去寻找书本，我读了包括丁玲的小说和散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