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跏滴队�1940年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交的有关自己与托派分子历史来往的书面材料。如果依据王实味自己撰写的书面材料，推测王有托派嫌疑，虽然武断，但仍有迹可寻，但是指称王实味是“复兴社分子”则纯属虚构。
有了康生对王实味的政治结论，正式给王实味戴上“特务”帽子就只是时间和手续问题了。1942年6月11日，在康生的指导下，中央研究院负责人罗迈在批判王实味的斗争暂告结束之际，公开宣布王实味是一个托派分子。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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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② 匡亚明：《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载《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9日。匡亚明1926年加入中共，1929年曾被中共特科红队误认为是叛徒而遭枪击，子弹从口中射入，穿过脖颈险而未死，1941年任中央社会部（情报部）第四室（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③④ 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⑤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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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总学委对康生等将对敌斗争的经验运用于党内，和中央研究院配合作战，揭出王实味的“问题”给予充分的肯定。6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还对如何扩大审干、肃奸的战果作了进一步的指导。毛泽东说：
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他谈过话的人有20多个。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要发现坏人，即托派、国特、日特三种坏人。……各机关都要冷静观察，此项工作应有计划的布置。①
在上述这段话中，毛泽东不仅首次将原先不太明确的“特务”范畴加以丰富和补充，而且还明确划定了审干、肃奸的工作重点和目标。
中央社会部积极贯彻毛泽东6月19日讲话的精神，将“调查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王实味的社会关系和知识分子之中，很快又再次发现“疑点人群”：1942年7—8月，中央政治研究室揪出了成全（陈传纲）、王里（王汝琪）；9—10月，中央研究院又开展了对潘芳（潘蕙田）、宗铮（郭箴一）的批判斗争。以上4人为两对夫妻（潘芳为中央研究院俄文研究室副主任，其妻宗铮，原名郭箴一；成全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其妻王里在中央妇委工作），他们或因与王实味比邻而居，平时有些私人来往，或在历史上曾与王实味相识，或因与王实味在思想上存有共鸣，② 最后都被网入“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 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宣布揭露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的同时，中央党校也传出揪出了“党校的王实味”——李国华和吴奚如的消息。李国华曾任延安马列学院党总支常委，是曾经留苏、与王明在莫斯科有工作联系的长征干部；吴奚如原名吴习儒，大革命时期曾任叶挺团的连党代表，1933年到上海参加“左联”，1934年冬转入中央“特科”，1938年，吴奚如受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周恩来的派遣，随同叶剑英在南岳军事训练班为国民党军官讲授游击战，以后又担任中共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后转入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后逃脱来延安，他还是1940年成立的延安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现在竟被宣布为国民党特务。消息传来，在不大的延安城激起了强烈的震动。
到了9月，陆续破获的“特务案”为总学委的论断提供了证据——党内暗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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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② 成全于1942年2月曾给任弼时上书，提议不仅要整顿“三风”，而且要“整顿人风”，“信的内容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中内容类似”。
③ 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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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托派、国特和日特，而自由主义则是产生敌人的土壤。此一形势促使总学委调整整风战略，将整风的重点加速转移到审干、肃奸的轨道。
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再次突出强调审干、反特的问题，将原先内部进行的审干扩大至半公开的状态。毛泽东向与会者发出号召：
我们各个机关学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的、精细的、长期的去清查。①
毛泽东严厉批评各级领导思想麻痹，斗志松懈，丧失了阶级的警觉性，他抨击道：
过去我们对这些是采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义！②
11月21日和23日，毛泽东花了两个整天时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长篇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严厉抨击他所称之为当前存在的两种错误偏向——“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毛泽东明确提出，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反党活动，他说，“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 ③ 他并且正式宣布：
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④
整风既以“弄清”党员是否是“半条心”、“两条心”为目标，但是如何“弄清”，即运用什么手段对广大干部进行清查，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棘手难题。自从总学委内部部署开展审干、反特斗争后，也只是由中央机会部选择几个重点单位作了小范围的试点，绝大多数机关和学校对于如何进行审干、反特仍然是一知半解。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各单位领导的“肃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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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298页。
③ 毛泽东：《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1942年11月21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第116—117页。
④ 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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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2月6日，就在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通知的当天，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有关审干、肃奸的动员和情况介绍的报告。康生首先描绘了一幅特务猖狂活动的画面：敌人已经大量渗入延安和边区，潜伏在各机关、学校，尤以经济和文化单位的敌情最为严重，以致一年来，各种破坏和阴谋活动层出不穷。紧接着康生严厉谴责“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态度和自由主义倾向”，警告领导干部，敌人可能就隐藏在身边，必须提高警惕，不得姑息养奸。①
1943年1月4日，审干试点单位——中央党校的一位负责同志，继康生之后也前往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反奸肃反报告。他在会上结合党校破获的“吴奚如特务案”，详细“介绍如何与反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给到会干部以锄奸工作具体方法的启示”。 ②
康生和中央党校负责同志的报告给毛泽东有关“弄清”“半条心”和“两条心”作了形象化的解释，为将审干、肃奸推向全党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在1943年1月13、14日所作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的总结中，正式将“反奸”列为西北局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高岗鼓动各级干部“要从深入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清查暗害分子”，同时指示各级领导务必“自己抓紧对于本部门的审查和防奸的领导”，不得单纯依赖边区保安处与组织部，“所有干部都必须学会如何与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办法”。③最后，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出了决定，实行党员重新登记，并划出了清洗人数的比例，将占党员总数中的10％，包括奸细在内的坏党员清除出党。④
于是，原先以打击党内自由主义思想与可疑分子为主要目标的秘密审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