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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孙科：《一得之见》，《三民主义新中国》，第87、8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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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已不知不觉在替人家造机会”，“造什么机会？革命的机会，革谁的命？革我们自己的命！”①
那么有何种方法来解救国民党在农村的严重危机呢？孙科提出“解决土地问题，一定要靠老百姓才行”。可是他又清楚，在“国民党现在的作风下”，平均地权根本无从实行。孙科呼吁革新基层政治力量，可是拿什么新生力量去替代基层的土豪劣绅呢？对此孙科也是一筹莫展，尽管他曾批评过三青团“类似盖世太保”，但他还是提出派几十万三青团员“深入农村”，把土豪劣绅“换掉”，“镇压下去”。孙科认定“革命是不必的”，“因为政权还在我们手里”，②但是，在既有的基础上又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孙科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困境。
四
1944年11月，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写道，中国要“实现孙逸仙博士的理想”，“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孙科并十分具体地描绘了在“贤明的政治领导下”，中国未来的景象：“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扫除封建地主及富豪军阀压迫和剥削农民的行为，而鼓励其将精神和资本从事于现代工业”，“改变广大的农业人口使之成为中国未来工业的国内销场”。 ③这些话反映了1928年后孙科自居“贤明领导”，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的思想特征。然而，孙科的一系列有关宪政和革新的主张始终不被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介石所重视和采纳。1946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孙科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全面后退，停止革新宣传，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样，孙科长期为之努力的推进宪政、革新国民党的活动也就失去了全部意义，宣告彻底失败。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它是由孙科所处政治地位的特殊性，他的思想的内在矛盾等诸因素与当时政治环境互为作用而促成的。
笔者认为，考察孙科的宪政理念和他的革新活动的成效得失，必须对其在民国史上的特殊地位有所认识：
第一，孙科是中华民国开国总统、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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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孙科：《一得之见》，《三民主义新中国》，第85—87、91页。
③ 孙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三民主义新中国》，第2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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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孙中山为“国父”，孙科有“国父哲嗣”的特殊家世背景，使得孙科从政或发表政见，都比别人有较多的自由度和便利条件。
第二，孙科自青年时代起即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尽管与其他人相比，他的革命历史并不雄厚，但是孙科较早涉足政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科历任要职，是国民党统治集团重要成员之一。
第三，孙科青少年时代长期在美国接受教育，受美式自由、民主思想的浸润较深，其思想、作风具有显著的“西化”色彩。
上述三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孙科在民国政坛上的际遇和其所扮演角色的特殊性。
孙科的特殊身份使其始终处在民国政治的中心，国民党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社会上的不同的政治派别，都希望得到孙科的支持，他长期是各方争取的对象。
孙科虽较早参加革命，但他在政坛上的高位却非个人努力所得，他从未有过基层工作的经验，更无军方的背景。虽位居显赫，但政治与组织资源有限。因而，孙科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始终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孙科是国民党内自由派的代表，他的政治理念具有较为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他的举止做派、行事风格也具有美式政客的特征。1928年后，蒋介石占据了国民党的中心，蒋的统治方式具有较为浓厚的中国传统政治的特征，在这种环境下，孙科的思想理念、美式作风与国民党的主流文化显得格格不入。
由于孙科始终未能成为国民党的重心，他在政治上的高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孙中山先生的崇高声誉而得到的，孙科虽然有政治上的抱负，但他的周围只是松散的聚集着一批文职官僚，尤其在国民党军队内没有支持力量，这使孙科在和蒋介石的争斗时，缺乏有力的后盾。1927年后国家的统治权掌握在蒋介石手里，他不和蒋合作，就不能发挥他在政治上的作用，为了不与蒋介石破裂又不能不作出一定的妥协。蒋介石深知孙科的弱点，对其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蒋介石一方面要借用孙科“总理之子”的金招牌，故对孙不时施以小惠加以拉拢；另一方面，又不满孙之“离经叛道”，不断指使手下向孙科施放冷箭。在危局重重时，蒋介石起用孙科，用以推卸责任，一旦渡过难关，又将孙一脚踢开。更多的时候，只给孙科一个位尊而无权的空位，对其实行“冷冻”。1931年初和1948年年末至1949年春，孙科两任行政院长，为时皆极短。最后一次，国民党政权已是夕阳残照，孙科扮演的已是皇陵看守的角色。于是，孙科被迫辞职出走。由于孙科政治性格的软弱，他在和蒋介石的关系上，下野时是一种态度，被蒋介石拉拢时，又是另一种态度。这种政客作风使孙科在社会视听上，一直印象不佳。孙科的动摇性和软弱性在与蒋介石冲突时表现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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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的宪政理念和革新主张也有其内在的矛盾。
（1）孙科的民主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由于较多地从形式层面理解民主的意义，导致歪曲民主政治的全面含义，从而形成了与国民党主流思想的沟通之处。
孙科在理念上一向欣赏英美民主制度，但他又不认为中国一定要以西方政治体制的形式为样板。孙科多次宣称，民主主要是法律制度与选举程序的完善，他尤为强调民主之所具有的手段功用。30年代中期，孙科在主持起草《五五宪草》时，反复强调，一部宪法对于现代国家政治稳定的作用。从理论上讲这并不错，然而宪法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其具备完善的法律条文，宪法应以维护人权为前提，即在法律之后还应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正如海耶克所说，应具有“超于法律的信条”，表现为一种尊重人权的政治理想，所以宪法的价值并不仅仅在条文完备的形式方面。但是在孙科那儿，这一切均在考虑“中国国情”的托词下，遭到严重的扭曲。孙科声称，中国只能从“中国国情”出发，“自出心裁”制定宪法。①那么什么是中国“国情”呢？孙科说，国民党的“政治背景和革命历史”就是中国“国情”，②结果根据这种中国“国情”制定的宪草，虽具法律形式，却无民主内容，只是给党治披上了法治的外衣，致使《五五宪草》“其极权趋势实超过现代任何总统制之民主国家”。③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指出的，中国现代化所以不够彻底，乃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内容了解不多，认识不足，结果“西方文化的内容也就所剩无几了”。值得注意的是，孙科并非不了解西方文化，只是他一意为维护国民党利益而强调中国“国情”，恰在这点上，孙科与基于同样目的也强调中国“国情”的蒋介石达成了共识。
从现代化的要求看，对意识形态的频频强调，往往会扼杀民主之需要的思想多元化的发展。在诉诸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与蒋介石等相比，孙科确实较为灵活，但最终还是难以摆脱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桎梏。孙科相信唯有三民主义可作为社会的统宰思想，这种唯我独尊的立场自然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