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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终于导致了国民党内一场大规模反蒋斗争的爆发。胡之被扣，使孙科原来对蒋所抱的希望全化为泡影。此时孙科对蒋已“忍无可忍”、“望无可望”。③随着胡案发生，孙科顿时成为时局中心人物。4月，孙科离开南京，经上海前往广州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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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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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阵营，遂成宁粤分裂时期粤方重要领袖。既是政治分裂，即应有政见主张。孙科的反蒋旗帜就是“以党治国”。
三、宁粤分裂时期孙科的“党治”主张
宁粤分裂时期，孙科发表了大量的言论，猛烈抨击蒋介石假“党治”行独裁的行径，继续发展了1928年创办《再造旬刊》时期的反蒋精神，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党治”主张。
（一）抨击蒋介石歪曲“以党治国”原则，实际上是行“党专政”
孙科援引孙中山的话，强调“以党治国”，不是以党员治国，而是以党的主义——三民主义来治理国家。他说，“训从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是一个‘训’字，即训导人民参加政治，养成人民有参政的能力”，其目的是为了向宪政阶段过渡。孙科批评蒋介石“利用训政名义”，“遂其独断专行，包办党国大权的欲望”，以军事独裁代替民主政治，不仅“对于训政时期的设施，没有一点诚意去准备”，而且处处限制人民的自由，把“以党治国”变成了“党专政”。孙科指出，“党专政是和本党以党治国的精神绝对不同的”。“党专政”是“个人主义的横暴性之尽量发展”，它的“精神是一个‘专’字，它的方法是取人民之权利而专之”，“和民主精神……自然是势不两立”。“故其结果永远是一党专政”。①孙科声称，任何人“要在中国政治上建筑一个地位，维持一个局面”，最重要的，即是“要确立民主基础”。而实现民主政治的关键，则在于贯彻“以党治国”的原则。
孙科指责蒋介石“违背总理民主集权制精神”，“胸襟狭隘卑鄙”，“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制的党”和“蒋中正私人的党”。②其专制“比袁世凯和满清260余年的专制还有过而无不及”，使“党不成党，国不成国”。③他揭露蒋介石“一向胡言乱说，自称曾受总理之付托，而为党的领袖”，“此事绝对是假的”。④孙科指出，蒋“惟知权谋术数，武力、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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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以党治国之真义》（1931年7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② 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4期。
③ 孙科：《在广州非常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8日。
④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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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万能”，①其“领袖”地位，全是“这几年来用阴谋暴力攘夺篡窃的结果”。②孙科控诉蒋介石以“武力劫持”国民党中枢机构，③使之“不能自由行使职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蒋“淫威”下，“仅存招牌”，“对于国家大事，无一提及，所讨论者均为一种极无聊的鸡虫小事”。④孙科还斥责蒋介石重用亲信使之高居要津。他说：陈果夫“原不过是交易所的伙计”，“在党内毫无历史和信仰”，却被蒋擢升。陈果夫等“排斥忠实自爱的青年同志，以金钱利禄引诱无知无耻等为走狗的青年为其爪牙”，“利用党部干涉行政，包揽词讼”，⑤把“中国政治愈弄愈糟”。孙科斥责蒋口称三民主义，“以总理唯一信徒自居”，然而其“革命论调，实与事实背道相驰”，蒋已使“全国几乎无一片净土”，⑥“否则中国统一以后四、五年，训政早已成功了”，因此蒋介石“适为三民主义之仇敌”。⑦孙科惊呼，“今日南京的党，实系‘蒋家党’”，“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剩下的只是一个“脸黄肌瘦的躯壳”，“蒋氏已使我辈入一条不通的穷途”，“一切希望都断绝了”。⑧
（二）痛斥蒋介石独裁专制使国家建设无望
孙科谴责蒋介石“是国家和平建设最大的障碍”。他说，“蒋氏在位一日，战祸一日难免，相安一时都不可能，更不必做长治久安的梦了”。⑨孙科揭露蒋自1928年“大权在握后”，其控制的南京财政部已整整发了“七万万”的公债，⑩除了一千万用于赈济西北的灾荒外，“其余六万万九千万元全都做了残杀同胞的战费”。⑾他斥责蒋介石“把江浙、上海等地的财源搜括净尽”。孙科说，“南京伪政府每月税收不及一千万，而每月的军饷，却曾用三千万”，所亏空的余额，“都是靠发行公债以维持”，⑿使“国家的财力亦消耗在乌烟瘴气的炮火声中”。孙科怒责道，在蒋介石“独夫统治”下，中央政府“财政更不公开，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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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致孔祥熙、宋子文电》，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7日。
②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③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④ 《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
⑤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⑥ 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1931年8月9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7期。
⑦ 《孙科致蔡元培等四监委电》，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7日。
⑧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⑨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⑩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⑾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⑿ 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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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于国家预算，无一公布，财政部已成为蒋氏可以‘任意携取’的私库”。①
孙科痛斥蒋介石在发展经济方面，“实在绝对无一点好成绩可表现出来”。他断言，在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下，“和平成为梦想，建设等于空言”，“中国之进步和发展，实为绝不可能”。②
（三）指责蒋介石使国民党失去人民“信仰”
孙科声称，“国民革命运行，其始发展迅速，其原因为本党之基础，是在有民众之拥护，且具有为民众所崇信的政纲”，然而由于蒋介石已把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一概束之高阁”，“南京政府已日渐离开了民众，愈趋而愈远”。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下，“高压的、威胁的政治日日增加，层出不穷，驯至人民都要被禁止言论的自由和集会的自由”，老百姓“几乎无一事不受干涉”，“民众不惟没有得到革命利益，并且原日安定的局面也不能维持”。③因此“不独一般智识阶级离开了国民党，且城市的商人和乡村的农民对于本党都起了怀疑，甚至有了敌视的态度”。孙科说，他本人就“屡次亲闻”，“素来竭诚拥护南京政府的商人”也抱怨“南京政府实比不上孙传芳的政府”。孙科在列举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对蒋介石强烈不满的大量事实后指出，由于国民党已“丧失人心”，“腐败之极”，社会上“几年前拥护三民主义，爱护本党的那种心理消失净尽”，更有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