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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第306页。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第364一365页。
③ 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41页。
④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03一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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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反复阅读《中庸》，以后甚至还自撰有“五箴”（曰养天自乐；曰知天自得；曰畏天自修；曰事天自强；日希天自复），以儒家信条自律自奉。①抗战后，蒋介石受到内外因素的强大的制约，许多事，如消灭共产党，他想做而做不成。而中共的军力在八年抗战中已发展壮大成势，解放军早已不是江西瑞金时代和万里长征时代的弱势，尤其在战争中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短短几年中，就转弱为强，吃掉了对手。
蒋介石比北洋军阀高明的地方是他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复兴”国家，但是他远逊于他的对手中共，他实际上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在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方面，他的能力显得十分薄弱。蒋介石在几十年间，说来说去都是“礼义廉耻” ； “四维八德”，“知行合一”；“致良知”，既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以后还用于“戡乱”，完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1949年8月15日，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陷人灭顶之灾，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强自立之道，莫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②如此这般，只能称得上是迂腐了。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世界，蒋之落伍甚矣。他的军事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等的作用呢？
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其军队更是世俗化的，然而国民党的领袖和统帅却是一个信仰上帝的政治家、军事家兼道学家。就其个人角色而言，毛泽东更单纯，他就是一位集中国农民造反传统与列宁主义于一身的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宣传家。毛泽东亲率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有一套自洽的、极具吸引力的、通俗化的革命大众主义的解释体系，兼之有强大武装，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加之掌握了精巧的群众运动的动员方式，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粮草资源。蒋介石就非常羡慕中共干部没有私产，军队不用发工资，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很难战胜超凡脱俗的、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共和解放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
蒋介石丢掉大陆，对于他和国民党而言，确是失败了，从那以后．60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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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773页。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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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后国共两党从分到合；
大陆也从“阶级论”转变到“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民主义有许多重叠的地方；
蒋介石也从“人民公敌”、“独夫民贼”、“集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之大成”变成了领导抗日和反“台独”的一代爱国者。
再看大陆最近30年的变化和发展，又可以发现，从新的“历史综合”的角度来观察，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两蒋父子的某些概念和作为还是被吸取了过来，例如：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扶持中小民营企业、关心民生、建立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等等，最近30年大陆差不多也是这样。
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国家发展和增进人民福扯，随着历史的演进，在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以后也许还会更高一些，这或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60年后再回顾当年那场历史巨变的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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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吐露港畔的学术家园①
我听说“大学服务中心”是80年代中期的事了，当时国门初开，有关海外中国研究的讯息开始传入内地的高校，研究生都如饥似渴地读着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类书，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海外赠送交换的书刊中，我第一次知道，在香港有一个叫“大学服务中心”的图书收藏和研究机构，据说那是美国为收集大陆资讯在60年代初创办的，这时虽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了，但那些资料在介绍这个“中心”时，还多少有些意识形态的色彩，似乎“大学服务中心”不同寻常。
1993年，我对“大学服务中心”的印象突然生动具体起来了，我在南京大学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学生李比特（Pierre F。 landry）多次和我谈起“大学服务中心”。 李比特是法属留尼汪人，当时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候选人，他在南大“中美中心”由我指导作“江苏省干部的结构和来源”的研究，他告诉我，为了完成这个题目，他去香港中文大学许多次，在那儿的“大学服务中心”收集资料； 特别是地方志资料，每次都要待三周甚至更多的时间，于是我知道“大学服务中心”已并入香港中大。李比特只要说起“大学服务中心”，都会向我提到，他在那里得到一个叫Jean的学者的很大的帮助，她英文很好，非常了解学界的情况和学者的需要，他建议我以后如有机会去“大学服务中心”，也应认识Jean。
1998年秋，我第一次应邀来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也是第一次来到“大学服务中心”，我发现这里没有任何神秘色彩，“中心”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一个收藏丰富，服务周到的学术交流机构。在这里，我结识了熊景明（她就是Jean）、关信基教授，还认识了郭小姐、Karen、Petty、阿梅、唐先生、芬妮、刘小姐等 “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这以后，我每年都会来“中心”，或者是应“中心”之邀来做研究，或是应中大其他单位的邀请访问中大，不管什么名头，只要我去香港或途径香港，我都要来“中心”。无因它由，就是“中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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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中国研究》2005年春季卷（总第1期），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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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难忘，不仅在于它的丰富的收藏，更因为这里的人——他们的热情，周到，细心，使得来访的学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一块令学人流连忘返，真正属于学者的“学术家园”。
“中心”的来访学者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中心”，90年代以来，“中心”加强了和内地学者和研究机构的联系，几年前，“大学服务中心”也正式改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中心”的负责人关教授、熊老师，以真诚、友善、热情的态度对待造访的每一个学者，不管是学界享有盛誉的名人，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后学，“中心”选择来访学者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她）的研究是否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他的研究是否有真知灼见，而绝非以头衔和“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