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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人物的文集系都为以后所编，其中一些文集，有些表述是根据以后的情况而加以修润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原件。因此，使用这类文集，要谨慎、小心，需注意考辩、核查。
下面稍微谈一些对毛泽东有关文集的解读问题。
除了上面谈的毛泽东的不同文集，“文革”期间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也很有价值。其中所收入的毛泽东的讲话除个别外，大多未编入大陆出版的毛泽东的各种文集中，其真实性基本可靠。
毛泽东的各种文集都极为重要，因毛泽东在长达几十年间是中国的最高领袖，其思想、态度决定党和国家的所有重要方面，即李慎之所言，30年天天写的是毛，说的是毛。
最近20年也出版了一些领导人的年谱，即有《毛泽东年谱》（1949年以前部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年谱。
领导人年谱的重要性：
1。 详尽。逐年、逐月反映传主的活动、言论。
2。 年谱的编写一般都使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甚至政治局会议记录。
3。 编写年谱的单位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等。
近10年出版的领导人年谱还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并非有事必录，如“文革”中周恩来的活动有大量地省略，对涉及敏感问题，都回避了。
四、从地方志、回忆录、口述史料观察社会的基层
过往的研究只注意上层的决策和政策的形成，对地方、基层关注很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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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基层，更真实的反映社会的真貌和全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即有同一性，更有差异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地方、基层的观察，能反映民众的生存状态。
中国历代都有修志的传统，民国以后因战乱，修志传统中断，但亦有不少地区修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盛世修志〃。中央有地方志指导委员会，省、市、县政府设立地方志办公室。近29年来，出版了大量的省、市、县、镇志。它们都是根据当地政府的档案编纂而成的，对了解该地方的一般情况十分有用。
专业志和大型丛书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专业志十分重要，全面反映了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发展情况，如江苏林业志、水利志、钢铁志、粮食志、人口志等，价值较高，一般都较真实。
《当代中国丛书》是1985年前后由胡乔木、邓力群发起编写。《当代中国》1949—1985年的地方卷，每省一卷。中央级的行业志，如中国的气象、中国的农机等等，以经济发展为主，已出版20卷（绝大部分行业）。虽有宣传色彩，但提供了基本情况。近年来，广州中山大学李若健教授利用地方志，研究1958—1961年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控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回忆录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但又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史料。研究者运用这类史料时需加以特别的注意。建国以来，回忆录出版有两个阶段：1949—1979年，1979至今。关于第一阶段，出版的个人回忆录较少，多为短篇的革命回忆文章。因受政治环境影响的绝对支配，有些回忆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存有问题。
在这一阶段，出版了两套大型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1962年下半年，党内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发生“王超北事件”和小说《刘志丹》事件，革命回忆录的撰写基本中断。1964年后，有关刘少奇的回忆文章较多出现。
出版回忆录的个人一般是重要的领导同志或革命前辈。吴玉章关于辛亥革命的回忆录，请李新同志帮忙。陶承《我的一家》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都是由何家栋执笔。朱德在1963年想写回忆录，找康生。毛泽东知道后，表示不赞成，此事告吹。
“文革”中被突出宣传的的少量回忆录完全是为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杨成武《林总教我做师长》、钟赤兵《跟随林总的日子》。
50—70年代，由于中国的史料不开放，西方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十分重视这类回忆录，但那个时期的西方中国学刚起步不久，所以他们的论著存在着较多的史实错误。如，《星火燎原》中有一篇回忆录，称1933年毛泽东、王明、博古检阅瑞金红军，以讹传讹，连西人的论著都说王明曾从苏联返回，再回莫斯科，以至王明事后专门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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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时代写回忆录是一件高危险的事情。1962年下半年，以李建彤的《刘志丹》为突破口，将习仲勋、贾拓夫等一批西北同志打成反党集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有三种因素：（1）党的实事求是方针的恢复； （2）邓小平、胡耀邦重视抢救史料；（3）也有高级领导同志表示：将带秘密去见马克思。
从80年代至今，大批回忆录问世。涉及中国革命、建国后历史的各个方面，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的重要史料，但使用时须小心，应进行鉴别。
1。 时间久远，记忆模糊，存在技术性方面的误差；
2。 主人公受自我认识方面的局限，即作者的主观性是否有节制的问题，即有意回避自己的过失，或夸大自己的功绩；
3。 亦有人借写回忆录泄私愤。
所以应参照其他资料，对回忆录进行考辩。尽管如此，回忆录仍不失为重要史料。因为它提供了较生动的背景资料。
近20年来，所出版的大量回忆录，可大致分为几类：
1。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
2。 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
3。 地方领导人的回忆录；
4。 有关外交问题的回忆录；
5。 某些当事人就重大历史事件纂写的回忆录；
6。 新闻出版界负责人的回忆录；
7。 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回忆录；
8。 重要历史人物家属的回忆录；
9。 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外国人的回忆录；
10。 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人的回忆录；
从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角度纂写的回忆录也有下列几类：
1。 有关当事人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的回忆录；
2。 有关“胡风事件”的回忆录；
3。 有关“反右运动”的回忆录；
4。 有关“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的回忆录；
5。 有关“文革”的回忆录；
6。 有关五十年代几所著名高校大学生生活的回忆录；
上述这些回忆录大多集中于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山西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宋云斌先生在1949以后的30年的日记，出版社给它起了个比较通俗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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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叫《红尘冷眼》，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的命运。宋云斌先生是浙江省的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是民主同盟过去的一个高级领导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他的日记提供了一份对那个时代很宝贵的个人的叙述。
政治人物和文化界名人的相关回忆肯定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从这类材料中较少看到普通人和底层民众的生活。90年代中期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天涯》杂志最先开辟了“民间语文”的栏目，陆续刊登了一些普通人的口述材料或当年的文献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民间书信》，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据我所知，近年来一些普通人都在纂写他们的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收有一本《50—70年代基层政治运动记实》的个人回忆录，作者萧牧，1949年是一个21岁的青年，听信去台湾可读台大的宣传，和同窗好友胡里胡涂去了台湾，很快又因思家返回大陆的家乡，从此一辈子在基层被整，被斗，那个当年和他一起去台湾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