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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0年年初，全国的发生断粮的情况都差不多。农村人口因饥饿开始“大逃亡”似的迁移。中原地区的方向是大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方向是“北大荒”，沿海地区的方向是南洋。反正人们各找出路。也就在这个时候，张老师不告而别出走了。到底去了何方，谁也不知道。
阿Q当然觉得这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对外说是“张老师调到保密单位去了”。
有一天，阿Q正在吃晚饭，突然闯进来一个男孩子，一进屋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阿Q把他扶起来，细看这孩子不过四五岁，瘦得皮包骨头，是饿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阿Q动了善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把这个孩子收留下来当作自己的儿子养活下来。取名叫阿善。
八 级别问题
从1963年到1965年，在中国的大地上还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所谓“四清运动”主要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而“清”的对象又主要是基层干部，上级没有抓未庄这个典型，阿Q就没有创造什么经验。在“四清”中也有一件事，未庄清出一个小偷，偷了食堂两斤稻糠，阿Q把他游街示众一次，“四清运动”算了事。
但也有一股暗流涌动了一番：有人写匿名信给上面，揭发阿Q“四不清”的问题。一是政治不清，土改时收留地主婆娘，以后关系不断；二是经济不清，在三年困难时期多吃多占；三是组织不清，任用过赵太爷狗腿子当民兵；四是思想不清，生活作风不正。如果阿Q是“四不清”干部，倒台的不止是一个阿Q和未庄的这面“红旗”，各级领导的“政绩”也就泡了汤。揭发信层层往下转，最后转到阿Q手里，阿Q一查，查出是一个小学教员写的，给他定了个“流氓分子”，送去劳动教养，从此再也没有人说话了。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不和“阶级敌人”斗，就和自己人斗。鲁镇的领导班子就没有平静过。
未庄是省里张部长树的典型，阿Q得过多面红旗，一来运动必出经验，“上报率”极高。这不仅是县里的光荣，也是地区的光荣。阿Q在未庄西头跺跺脚，村东头就感到颤抖，这种威严就不必说了，现在又是鲁镇的副镇长，他到上级机关办事，只要一撂赵阿魁的牌子，无不一路顺风。可是唯独在鲁镇镇政府他吃不开。第一个原因是本乡本土的人，谁不知道这个典型是假的，是被吹糖的人吹出来的呀。“墙里开花墙外红”。第二，人们虽然称他为“赵镇长”，却是个副的。况且他又很少到镇政府上班。第三是他在镇里的人缘不好，大家都不待见他，无论什么事，他在镇里说的话，不顶正镇长放一个响屁。第四，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正镇长兼镇党委书记：此人姓张，叫张鲁，是大军南下时留在地方工作的一位营长。原籍是山东人，直性。在各级领导树立和保护未庄这个“典型”时，张镇长就常提出不同意见。可是县里和地区领导，屡屡开导他：张镇长呀，你要紧跟潮流，不要搞保守主义。张镇长私下和这些领导争论过，没有结果。因为碍着张部长和诸多领导的面子，张镇长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了。偶尔阿Q到镇政府办什么事，镇长兼党委书记的张鲁就不爱搭理他，正副领导之间的不团结是尽人皆知的事。
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上级给鲁镇拨下来一笔五万元的“扶贫款”。对于这笔款项，阿Q提出要求：拨给未庄三万元。
张镇长一听就火了说：“咱们鲁镇下属十三个自然村，你们未庄又不是最困难的，凭什么你们要三万元？别人还活不活了？”
阿Q提出的理由是：未庄是我县的一面红旗，常常有人参观取经，一村贫穷相，对外影响不好。
张镇长不同意，说：“你这个未庄叫什么‘典型’？什么运动，上边都照顾你们未庄，你们总是吃‘小灶’。工作还没有开始，就有‘笔杆子’给你们写出‘经验’了，你的这面‘红旗’算个球！”
阿Q火了，说：“怎么是我的‘未庄’？未庄这个典型，这面红旗是鲁镇的，是全县的，你这个一把手不是也跟着沾光吗？”
张镇长说：“这样下去，我不想沾你这个光了。这批‘扶贫款’拨给未庄五千元就是特殊待遇了。你要三万元，更穷的村子怎么办？”
阿Q说：“未庄享受特殊待遇，是上面定的，你不给就是不行！”
两人争吵了很久，张镇长就是一百个“不行！”
阿Q说：“未庄的‘扶贫款’，咱先不说，我个人生活困难要求发一百元救济，不算过分吧？”
张镇长又是不同意，说：“你困难？比你困难的人多着呢！哼，你困难！你的脸上吃得流油了！”
两人又吵了半天。一直吵到“在鲁镇谁说了算”的地步。张镇长说阿Q自私，阿Q说张镇长独裁！因为按会计制度是“一支笔”批款，这“一支笔”在张镇长手里，张镇长不批条子，阿Q就是领不到“救济”，气得他直拍桌子。他觉得自己如果是一把手，根本用不着费这么多口舌，他必须当一把手！
两人面对面喘了一顿粗气，张镇长笑着说：“赵阿魁，我的好同志呀。你什么都要，级别要，工资要，名誉要，地位要。你如果什么都要，我给你一个宝葫芦，你想要什么里面就有什么，不信你试一试。”
说着把条几上放着的一个一尺多高的大葫芦交给阿Q，上面落满灰尘。阿Q用衣袖擦了擦，打开盖儿，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晃了晃，没有响声，阿Q不知张镇长是在调理他，问：“这里面什么也没有呀。”
张镇长说：“你往里面吹口气试试。”
阿Q对着葫芦口使劲吹了口气，“噗”的一声冒出来一股黑灰，弄了阿Q一脸黑。张镇长笑了，说：“赵阿魁同志，你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你就黑着脸到处要吧，什么都会有的！”
气得阿Q拂袖而去，好多天没有到鲁镇政府去。
阿Q想来想去，关键是个级别问题！他早就从发工资的字条上发现，张镇长是22级，工资是48。75元，而他是23级，是干部最低的一级，工资是46。74元，相差两元零一分。论革命资格，论对党的贡献，他老张凭什么级别比我高呀！
阿Q便去找县妇联的李主任，说：“李主任，你是我的老领导了，我的资格比张镇长老，革命资历比老张长，凭什么他的工资比我高一级？为什么他当正的，我总是戴顶‘副’帽子？这公平吗？”
李主任劝阿Q说：“一个同志的级别待遇是各种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你们两人的条件不同，级别待遇也不同。”
阿Q说：“我革命最早，资历最长，为什么我反而比他低！”
李主任又给他讲了许多道理，阿Q还是不服。李主任说：“这事不归我管，我也管不了，你可以去找县委组织部问问。”
阿Q便去找组织部，组织部长也和他讲了许多道理，阿Q还是不服。于是他去找县长，找县委书记，接着是找地委专员、地委书记。找了三遭六磨，级别待遇还是得不到解决。于是阿Q以歪歪扭扭的字迹从县到地，到省写了不少上告信。一方面告张镇长保守，专断，一方面为自己鸣冤叫屈。这些信摞起来足有半尺厚。
有人劝他说：“你赵阿魁为二元零一分钱花了那么多时间，写了那么多上告信去争，值得吗？放在学文化上多好！”
阿Q说：“我不是为了几元钱，我是求一个公正！”
他的级别待遇得不到解决，就继续去找各级领导，白天找，晚上找，在人家吃饭时找，在人家午休时找，在人家开会时找，一谈就是几个小时，闹得大家都既烦他，又怕他。大家一见他都躲着说：“瘟神来了，快跑！”
在地方解决不了，阿Q便写信给党中央和国务院。这些信又转回县里。国务院信访办有批语云：认真查证赵阿魁同志的历史，以便落实干部政策。
县委领导在研究赵阿魁的问题时，组织部长说：“赵阿魁总是说他是老革命，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派几个人去查一查他的历史吧，看看他是不是老革命？”
于是组织部组织了四个人，分为两组，行走数千里，找了许多人，带回半尺高的外调证明，组织部的结论是：
一、阿Q同志真名赵阿魁，当年鲁迅先生为他作传时，因为找不到相应资料，故名阿Q；赵阿魁同志在民国年间，曾经参加过团伙抢劫，并被判过死刑，后来因为亲戚搭救得以逃生，当时算不得参加革命；当时他向往的革命，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二、阿Q同志说他在国民党部队是打死他的长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