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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天很奇怪。颜哲把馍篓扛来了，四两一个的白杠子馍散发着新麦的甜香，逗人馋涎，但每个人，不管男女，不管棒劳力和弱劳力，都只吃一个就不再拿了。颜哲努力劝他们多吃一点，但人们都微笑着，不无留恋地看看馍篓，一个个离开了。等到撂垛的赖安胜和崔振山把场地收拾净，也来吃馍时，颜哲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连崔振山也只吃一个，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馍篓。
颜哲把我拉到一边，现在他的心里话只能对我一个人说了。他皱着眉头，严肃地思索着。他说：
“大伙儿‘定量取食’这种现象，看起来是小事，实际有很深刻的意义。过去我们已经知道，利他素可以驱使每只蚂蚁都忘我地劳动，却忽略了另外一点：它也能驱使每只蚂蚁公平地取食。否则，只要蚁群中出现一只贪得无厌的成员，就能破坏整个蚂蚁社会的秩序。”
这一点他说得太对了，我绝对信服。在高中吃食堂时，大伙儿的碗筷吃完后都放在公共碗架上。平时这种秩序很稳定，但只有出现一个捣乱者，出现一个自己没碗筷而偷用别人碗筷的家伙，很快就会激起一波凶猛的偷窃风潮，因为丢失碗筷者急于吃饭，都会很生气地顺手捞一副碗筷来用，而且没有良心负担。蚂蚁社会中没有任何限制性的措施，没有人类社会中的法令、道德、惩罚、大门、铁锁等，它们怎么有效维持了社会的秩序？真令人佩服。
颜哲说：“这么说来，咱们的蚁素确实很成功，在我尚不明白其深层机理的情形下，就成功地复现了自然界蚁素的所有功能。”
我由衷地佩服他的分析，我想，他眼光的敏锐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
“但这样不行，麦忙期间活这样累，仍按农闲期间的取食标准是不行的。问题是――”
问题是这取决于利他素的深层作用，不是解释和命令所能改变的。颜哲为此很发愁，无计可施，忽然我想到了一个权宜的办法，我说：
“颜哲哥这样行不？你带头多吃，我也跟着你多吃，也许别人会以为这就是新的规则，会学我们的样――要知道如今你是蚁王呀，我算个副蚁王吧。”
颜哲眼睛亮了：“行，咱们试试看。”
他很高兴，夸我，说我与他的搭档简直是“绝配”，因为他擅长于走“正”道而我擅长于发现“奇”径，会不循常规地出牌。我被夸得有点害臊，说你先别夸我，能行不能行，还不知道呢。
这个方法果然有效。我们加大了取食量，经过短时间的震荡后，其它人很快就跟我俩一致了。只是，为了保证别人吃饱，逼得小饭量的我，还有因不干重体力活而减了饭量的颜哲，不得不强撑着多吃，一直坚持到麦忙天过去。那些天，我们肚胀便秘，打嗝放屁，着实难受。旧城县农村有一个流传的说法，说皇上最会享福，金銮殿左边支一个油锅，右边也支一个油锅，每天啥时想吃油条啥时候炸。这在农民心目中是最高境界的幸福。如今我知道，当一个吃饭无节制的皇上，其实是件很痛苦的事。
六月的农活不断头，麦收刚过就是插秧。插秧轮到知青唱主角了，因为农场中的老农都来自种麦区，没干过插秧，他们都四十多岁了，学做新农活肯定赶不上学生娃儿。所以他们只负责挑秧送开水，为插秧的知青当后勤。颜哲是主力中的主力，插得又快又好，还把插秧编成口诀：脚走两条线，两眼朝前看，左手（拿秧把的手）跟着右手（分秧和插秧的手）转。
但今年人们不许他进秧田。今年在秧田中大露风头的是岑明霞。她进了秧田就不见直腰，很快把别人远远地抛到后边，而且秧插得非常整齐，像是用直尺划出的格点。孙小小早忘了对岑明霞的敌意――喷了蚁素后，农场里已经没有这样的“恶”念了――大声夸奖岑明霞：
“明霞姐你真厉害，插秧又快又整齐，谁也比不上你！”
岑明霞直起腰，敲敲腰眼，显然她已经腰酸背疼，但看着自己的成绩非常自豪，脸上浮出灿烂的笑容。这些天来，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已经是见惯的风景了。我看着她，也像颜哲那样往深层次思考，我想蚂蚁社会中一定也有技艺超群的个体吧，一定有的，在自然界，差别是绝对的。那么，这些技术超群的蚂蚁，也和普通蚂蚁一样享用定量的食物，它们的积极性会不会受到打击？或者说，缺乏激励规则的社会，是不是会导致平庸占主流？如果没有，那我们只能更佩服蚂蚁社会的高明设计。
我想啊想啊，得不出结论。也许，这种思考是颜哲这样的人特有的专利。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再思考下去，因为正在微笑的岑明霞忽然弯下腰，剧烈地干呕起来，呕得满面胀红，眼中盈出泪水。我忙跟过去，正好过来送稻秧的赖安胜也急忙跑过去。我关切地问：咋啦？咋不舒服？我去喊卫生员吧。岑明霞摇摇头，说不用了，忽然有点恶心，这些天已经呕过很多次了。这时孙小小忽然笑着喊：
“明霞姐你别是怀孕了吧，怀孕的女人都要呕吐的。”
我吃一惊，心想自己的反应实在太迟钝，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呀，反倒是傻呼呼的孙小小最先反应到。那会儿我非常尴尬，几乎不敢看岑明霞。未婚姑娘怀孕，这在当时的社会里是非常丢人的事，何况她的身份是女知青？鉴于当时严厉的法律，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是要蹲大牢的。我替岑明霞脸红，也替赖安胜担心，这些天来，我对他的恶感已经全都消失了，我不希望一个好人落得个悲惨下场。
奇怪的是我为之羞愧或担心的这两个人，在蚁素的作用下，都抛弃了正常人的思维规则。岑明霞并没有脸红羞愧，赖安胜也并没有恐惧担心。他们听了孙小小的话后，都恍然承认了这个事实，然后脸上漾出更加灿烂的笑容，那是为人母和为人父的喜悦。这种喜悦应该是所有动物的本能，蚁素也遮蔽不住。
赖安胜小声问：“你真的怀孕了？”
岑明霞点点头说：“一定是了，两三个月没来例假。”
然后很陶醉地用手摸肚子。那儿当然不会有胎动，但她已经在预先聆听胎儿的呼唤了。
孙小小大声向别人宣示这个喜讯，周围的男人女人都围过来，很有兴趣地盯着岑明霞的肚子。我面红耳赤，逃一般离开这里。我在场长室找到正在看英文书的颜哲，把这个情况告诉他。颜哲也傻眼了，他比我更清楚“女知青怀孕”的严重后果，同样不愿赖安胜有那种下场。何况这事一捅出去，就会彻底破坏他刚开始的社会实验！我俩关在屋里商量很久，想不出可靠的办法。打胎的办法不是没想过，但在当时严厉的清教徒式的社会规则下，干这件事太难，超出两个知青的能力。颜哲一向对自己的智力自负，但在这种事上，他的“只会走正道”的智慧没有用处。我比他强一些，但今天也想不出其它的出牌方法。
天晚了，田里的人们收工了，他们踩着夕阳，说说笑笑地走回农场。不少人簇拥着岑明霞，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尤其是孙小小，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不用说，全场人都知道了岑明霞怀孕的“喜讯”，他们身上洋溢着更加浓郁的幸福。
我俩透过场长室的窗户，心情复杂地盯着他们。往常我俩非常喜欢以旁观者的角度，也多少带点居高临下的眼光，欣赏场员们脸上的幸福，看着他们，我们自己也不酒自醉。但今天这种表情让我俩啼笑皆非。我们在为闯祸者忧心忡忡、绞尽脑汁想捂住这个裂缝，而当事者却浑然不知眼前的灾祸，还在一如往常地“幸福”着。最后，颜哲咬咬牙说：
“那――就让她生下来吧。分娩前让她一直待在农场里，咱们把这个秘密捂住。”
我大吃一惊，疑虑地看着他。颜哲解释说：
“秋云你听我解释。如果把岑明霞送到县医院去流产，哪怕找到可靠的关系，也很难保证不泄露秘密，那赖安胜就惨了，咱们的社会实验也肯定泄密。再说，看看岑明霞的欣喜表情，她会同意流产吗？肯定不会。他们喷过蚁素后，只受‘利他本能’的控制，不会有这种世俗的担心，而‘繁衍后代’应该是利他本能的第一目标。”
颜哲苦笑着加上一句：
“其实，蒙昧者最幸福，作一个高高在上的、清醒的上帝，是最痛苦的啊。”
我对他这种“清醒的痛苦”深有同感，这会儿我真后悔不该留在“外边”陪颜哲。但对他的决定我还是坚决反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