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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事还是看运河。运河半绕着这座古老的城市向南流去。这跟镇子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运河对于我们那个镇子来说，它简直是太大了。而在这里，它却只像一条拦腰而过的带子，显得是那么随便又是那么无足轻重。不过，在这里可以却看到许多在镇子上没有的新鲜东西，比如，有时候可以看到日本人突突冒着黑烟的小火轮。它们可比我们那些大木头船快多了。当你看到远远一股烟柱从地上冒出来的时候，眨眼之间，它已经靠在码头开始卸货了。
“他们是从天津来的，”每当看到它们，杨易之总是要趴在我耳边说。
“天津，就是俞白那个天津么？”我这样想着，但没有说出来。这时，杨易之告诉我说他父亲和叔叔都在天津呢，有时候他们就会乘这种小火轮回来。我看了他一眼，对他的好感一下子全没了。我很不高兴地问：“你父亲在天津干什么？”
“不知道，”他摇摇头说，“不过，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他又趴在我耳畔轻轻地说：“每天晚上，有好多不认识的人到家里来，爷爷总给他们好多钱。”
这让我更觉得这个杨易之不是只好鸟。于是，我就不再理他，而是闷着头去看那些在河里来来往往的船。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林世清打此经过，他能捎上我回家。但我看到的却只是那些不相识的船在一条条逆流而上。我不禁长叹一声：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吧！
一队队的日本兵，看到小火轮从远方驶来，都要在码头上又蹦又跳，大呼小叫地。我的脸色更加难看了。杨易之就问我怎么了，我说我不喜欢轮船。他说他也不喜欢轮船。他这句话又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
我觉得父亲把我带来之后似乎就把我给忘了，他跟杨老爷子关在书房里，通宵达旦地不知在说些什么。渐渐地我有些烦了。于是，就跟陪我的杨易之提议到临清塔去玩玩儿。
“那可不行，”他认真地说，“到处都是日本人，爷爷说了，我们不要随便出门儿。”
“日本人，又是日本人，这些日本人不在自己家里好好呆着，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恶狠狠地对杨易之说。
第二卷4
就这样，一天天等待归程的我心急如焚，而父亲却煞有介事地在杨家住下不走了。我觉得他有些乐不思蜀的样子。好像在这里能够活得逍遥自在，家里的危急情况就能烟消云散一样。虽然我知道父亲心里也并非是这样想的，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绝不会把逃避当作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如果不是这么想的他又怎么想的呢？难道说，他已经把我们来临清之前镇上所发生的一切都给忘了么？
越是这么想，我越为他那蛮不在乎的态度感到担忧。担忧归担忧，但我不会说出来。因为他是父亲啊。尽管这样，但我的心不在焉的样子还是被杨家的人看出来了。父亲也并不是看不到我心急如焚的样子，他是在故意让我干着急。
杨家的人开始轮流变着法儿哄我，可是父亲那视而不见的样子让人更加恼火。好在，我还记得自己正在别人家里以身为客的处境。父亲的态度让我越来越失望了。当这失望一久，我又自我安慰道，父亲绝不是一个如此不负责任之人吧，他之所以在杨家住下赖着不走，这一定有他的原因。
事实证明我所猜非虚。等到后来，对生活了解越来越多，又慢慢地破解了一些真相，我才知道，当年，我们之所以会选择到清避难，父亲确实另有目的。这些东西都是从他的回忆材料里看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我们前往临清并不仅仅只是为了避难。这样一来，父亲迟迟呆在临清不走的行为就可以理解了。那么，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在临清的那些日子里父亲到底是为了要做些什么吧。
父亲跟他的义父，也就是杨易之的爷爷杨云溪，两个人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整天关在屋里只是为了要讨论一个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想想吧，既然是在讨论“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就一定有一个前提：“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是杨老爷子首先向父亲提出来的。
在当时，杨老爷子眼里的义子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于国难当头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虽然知道应该以身报国，但他不知具体应该去做些什么事。所以，在杨老爷子眼里，义子的“不知道怎么办”只是一个细节问题。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的义子在这个时候只是不知道自己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去为国为民做一些事，并不是他不知道应该选择一个怎样的立场。作为一个传统文人，他的立场是坚定的。他相信义子的人格。
所以，当父亲跟他说起在镇上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着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杨老爷子对他说：“承训呀，《道德经》里说，‘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则惑，大者宜为下’，你行事总是有些刚愎自用，是不懂得以柔克刚呀，你应该再好好看看这本书。”
父亲说：“义父，国难当头于心不忍。于家国之事我绝不退让。”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说到这里，杨老爷子也笑了笑，他看着他有些激动的义子说，“做事也要讲究个方法，不能舍大节而顾小节。现在，共产党不是在讲曲线救国么，说得倒是很有意思。”杨云溪不疾不徐地说。
“共产党？”父亲装作有些诧异地看着杨老爷子。
“承训呀，不瞒你说，虽然你不肯明说，我知道你此次是为避难而来。国难家仇一个人不能总是逃避呀。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改日，我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认识，隔壁的董先生。他是一博学多识之人，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
后来，文革时据父亲自己交待，那一次到临清他其实怀着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暂时躲开张名臣迎面而至的锋芒，二是为了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想通过杨老爷子劝说他在天津的儿子杨梦龄加入共产党。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经过慢慢接触，他发现，杨家的人不但早已加入共产党，而且他们家已经是党在冀东地区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了。更有意思的是，杨老爷子也有劝他加入共产党的意思。一开始，他跟杨老爷子都试探性地接近对方，也都不敢把这种事情明说出来。直到董先生出现，他们才发现彼此的真实身份。这时，两个人都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父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
“当时，我也不知道义父（杨云溪）的真正身份，由于我们地处两省，组织工作又比较混乱，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组织上知道我跟杨家的关系，就派我以躲难为名借机去说服杨梦龄（杨云溪次子，时在天津）加入组织。却没想到，杨家人不但早已经入党，且亦有劝我入党之意。一开始，双方都不便明说，直到遇见董凤栖，我们才知道彼此的真正身份……”
当父亲的身份终于浮出水面，我心中那些积存已久的疑虑才得以一一解开。当年那些不可理解的事也变得很正常了。包括我们家在镇上的财产，还有那些在我们家进进出出的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以及他做下的许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事，这一切均变得可以理解了。因此我得出这样一个道理，对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不能够理解，那是因为我们对事物本身认识不够，这不是事物本身的错。
所以，在后来，我又知道了更多。比如，党一开始准备让父亲答应高原正冈的邀请，让他出面担任青城市治安维持会会长，这样一来更有利于党在青城的活动。但党这个决定遭到了父亲的断然拒绝。
他不同意去担任那个角色一是因为他不喜欢这种两面三刀的角色，二是因为他认为那样对我们一家来说危险太大了。父亲直言不讳地对组织上说，自己可以为党做一些事，因为这个党是爱国的。他为他们做事也是因为爱国。是这种共同的爱国心让他和党走到了一起。爱国，是一个人在国难当头时的本能，他做这些事时绝没有抱有什么崇高的理想。若是因此让全家都背上危险的阴影那种代价就太大了。
当年，父亲绝不同意党的指示。他为的是要在自己身后留下一条退路。
在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措辞坚定地对我们说，当年，如果让他二选其一，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退党。他这样选择有他自己的道理。依父亲的脾气，既不习惯受人强难也不喜欢拖泥带水。但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他也不会做出出卖别人的事情。他这样的人，只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喜欢的事可以不做，但已经答应的事就要做好。这是当时很多读书人的做人准则，也是现在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