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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问题听起来很荒谬：1957年，面临的压力是否曾导致她头痛？1965年，她是否曾嗓子痛？而另一些问题则很刻薄。“你的兄弟死于1982年吗？”戈尔茨坦问。“是的，”雪莉回答。“他的死让你感到伤心吗？”戈尔茨坦想知道。“他是我的兄弟。”雪莉说。
最后，在五点钟时，雪莉终于被获准离开证人席，麦克纳尔蒂宣布休庭。第二天早晨，斯普伦格尔请雪莉·伯顿最亲密的朋友，玛里琳·格雷纳来作证。由于雪莉和格雷纳一起工作多年，她们在矿上的遭遇基本相同，骚扰她们的人也基本相同。交叉询问中，玛丽·斯图默站起来大步走向证人席。
“下午好，格雷纳夫人，我想你认识我，我曾于五月份经采集过你的证言。格雷纳夫人，在去埃弗莱斯矿工作之前，你几乎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是吗？”“是的。”“实际上，你是1954年从恩巴勒斯高中毕业的，是吗？”“是的。”“你说高中毕业后，你在伍尔沃思工厂工作，是吗？”“是的。”
“你说你在伍尔沃思工厂工作了大约一年，然后发现自己怀孕了，是吗？”“我在伍尔沃思工厂工作了……是的，差不多一年，对。”
“那时，你得知自己怀孕了，对吗？”“请再重复一遍？”“你得知自己怀孕了，对吗？”
博勒认为这个提问与本案无关，于是站起来表示反对，但麦克纳尔蒂说反对无效。
“格雷纳夫人，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斯图默说。“哦，抱歉。是的。”“那时你还没有结婚，是吗？”“是的。”
“那时，这件事对你自己和你的家庭来说都是很可耻很尴尬的事情，是吗？”
格雷纳说不。但这个问题确实有分量。如果此事让她尴尬，那么这会导致她的压力和焦虑，也可能会对她造成心理伤害；
如果此事并未让她感觉尴尬，则表明她很无耻。
过了一会儿，斯图默问格雷纳：“去埃弗莱斯矿工作之前，
你就知道丈夫和另外一个女人有婚外恋，是吗？”
“是的。”“你是从你一个儿子那里得知此事的，是吗？”“是的。”“去埃弗莱斯矿工作之前，你要抚养四个孩子，是吗？”“是的。”
“去埃弗莱斯矿工作之前，你不得不靠救济金生活，
是吗？”
“我必须抚养孩子。”“那时，你很焦虑，也很沮丧，是吗？”“不。”
“在得知帕杜斯先生和那个女人有染之后，你很生气，并从此再也不信任男人，是吗？”
博勒再一次表示反对，但麦克纳尔蒂再一次驳回。“不。”格雷纳说。
“1976年，你甚至不知道如何去找一份工作，是吗？”“不，我知道。”
“你是和学生时代的朋友雪莉·伯顿一起去应聘的，是吗？”“是的，我也是自己去的。”“那时，她也刚刚离婚，自己抚养孩子，是吗？”
斯图默再一次达到了目的。开始几分钟里，斯图默巴格雷纳刻画成一个内心充满怨恨、痛苦、放荡的女人，在被丈夫背叛之后，她一直对男人怀恨在心；另外，她还很依赖和她一样痛苦的雪莉，其言下之意是这两个愤怒的女人可能为了报复男人并为了追求金钱利益而编造了这些故事。
这个星期的其他日子都大致相似。朱迪·加瓦勒星期四作证，梅维·梅基和丹尼斯·维斯尔星期五作证。在直接询问中，她们都对麦克纳尔蒂讲述了自己在埃弗莱斯矿的经历。朱迪讲了在衣服上发现精液的故事；梅基讲了自己被称做“老阴道”以及受到强奸威胁的事；丹尼斯·维斯尔讲了自己被取笑的事，还说当一个同事戳她的乳房和屁股时，她几乎把他的肋骨打断。
交叉询问过程中，每个人都回答了有关她们的性生活、婚姻、妇科病史、所爱的人的死亡、童年时的虐待、被忽视、疾病和伤害等问题。戈尔茨坦问朱迪她丈夫是否曾与她发生她不喜欢的性行为；在有人往她衣服上射精之前，她平时是否喜欢精液的味道。
博勒和沃尔斯基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对斯图默和戈尔茨坦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斯普伦格尔却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早在麦克纳尔蒂开庭之前，他对他们就没有太高的评价。“他们有权利为客户辩护，但他们所做的远远超出了必要的范围。他们的策略显然是打击这些妇女，使她们感到窘迫，并嘲笑法律程序，这种低俗真让人无法想象。”
真正使斯普伦格尔吃惊的是，麦克纳尔蒂竟然会允许这一切发生。“大多数法官都不会让他们如此侥幸；实际上，这种提问反而会使他们自己吃亏，因为它会使大多数法官厌烦，但麦克纳尔蒂看起来确实很喜欢这种提问方式。”
最后，星期五下午四点钟，法官宣布本周的听证会休庭，第一个星期的作证到此结束。博勒以最快的速度驱车两小时四十分钟赶到明尼阿波利斯，那天是她女儿罗西三岁的生日，博勒希望能及时回到家和她玩一会儿。但她到家时，罗西已经睡着了。星期六，博勒不得不在办公室呆了一整天。星期天，她、约翰和罗西匆匆忙忙吃完生日蛋糕，博勒又经历了辛苦的旅程后向北赶到了德卢斯。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四章 残酷的质证（4）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和第一个星期没什么不同。星期一，凯西·安德森作证。交叉询问时，戈尔茨坦成功地表明凯西精神疾病的很多症状，包括她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都与她对药物的敏感反应有关。他还成功地扭曲了凯西的性格。谈到一位与凯西约会的男人时，戈尔茨坦问：“你们发生过性关系吗？”
博勒站起来：“反对，无关。”“有关系吗，律师？”麦克纳尔蒂问戈尔茨坦。
“法官大人，在安德森夫人的诉讼请求中，其中有一项是矿上发生的那些事情使她从此对性失去了兴趣……我只是想证明他们之间有关系，而且是性关系。”
博勒插话说：“法官大人，我反对。我不认为能有什么证据证明是在很久之后，她才对性失去兴趣……根据第四百一十二条，这是不允许的。”
“我允许你继续，律师。反对无效。”“你和他有性关系，是吗？”戈尔茨坦重复到。“是的。”
“1982年至1984年期间，你至少与其他三个男人约会并与之发生性关系，是吗？”
博勒又站起来：“法官大人，对这一系列问题，我全部反对。”
“我们会把你的反对记录下来。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博勒无事可做了。她后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是在审判发生在埃弗莱斯矿的事或公司所导致的损害。“现在，是妇女们在接受审判。”
的确如此。他们能感觉到，麦克纳尔蒂对妇女们一天比一天冷漠；对博勒、斯普伦格尔和沃尔斯基也日益表示出公开的敌意；也越来越能接受斯图默近乎无休止的反对。“很明显，他根本不相信性骚扰法律，也不喜欢这些妇女，”沃尔斯基回忆说。但这些至少还是麦克纳尔蒂清醒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沃尔斯基解释说：“有时，他竟然会坐在法官席上睡着了。”
第二个星期结束时，博勒明白了两件事情：他们正深陷汪洋火海之中；对于经麦克纳尔蒂允许的对他们客户的侮辱，她和斯普伦格尔及沃尔斯基除了放弃之外，什么都不能做。
日复一日，律师们看着他们的客户仅仅是为了保护她们安全工作的基本权利，而被迫暴露生活中最私密的方面，这确实让他们很沮丧。“有时候，我甚至想到了放弃，放弃法律职业。”但博勒还是受到了客户的鼓舞。“在德卢斯时，玛里琳·格雷纳把孙女的一张照片放在身边，有时她会看着照片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她们都是英雄，”博勒回忆说，“在法庭上看斯图默问那些问题，确实非常痛苦，但也确实很受鼓舞。我想如果她们能承受这一切，我也能承受，而且必须承受。”
实际上，博勒尽力不把自己在法庭上的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