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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制服，个个声高人壮，古道热肠。北京话也怪了，无论是姑娘小伙，小孩爷们，说出的话都有一股大妈味，就是那种心眼好使，见多识广的大妈，满不在乎中又透着亲切的味道。
这个大妈同我打了招呼，瞅了瞅我的光头，又瞅瞅我的长相，问我：“你是不是拍《笑傲江湖》中的那个……那个……什么来着？”
“仪琳？”
“对，对，就是她。”
我不禁莞尔一笑，这是我剃光头以来头一次被人当作演员。
我回答：“……群众演员，群众演员。”
大妈与我都笑了。
接下来大妈很热心地问我家在哪，来京干什么。我觉得她真好，真像我姨。
我说：“我就是一个盲流，到你们这影响市容、给交通添堵来啦。”
大妈答得更妙：“共同繁荣，共同繁荣。”
这个亲爱的大妈呀，是这个城市给我的第一个笑脸。我晃悠着出去吃了顿午饭。抬头看看北京蓝蓝的天，旁边是红墙灰瓦，周围来来往往是陌生的人流，忽然之间不知自己身在哪里，有种在梦中的不真实的感觉。
把手机拿出来，不知给谁打电话，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过电话了。人从一个地方走掉，就好像在那个地方死了一次一样，那里的人们很快就会把你忘掉。
我决定买新号码、租房子、找工作，在这个傻大傻大的城市努力活下去，否则那点儿银子撑不了多久。
一头大妞在北京5
几天后，我搬到了颐和园的大杂院，开始了我在北京真正的生活。在这个大杂院里，我认识了一群同我处境差不多的人，这段生活，在我一生中就像一场戏剧，情节离奇得那么不真实。它不是我生活的主流，但却是我青春中最残酷、最真实的记忆，因为里面有爱情，有友情，有贫困，有死亡。
到了颐和园，出来迎接我的是房东——一个内蒙古男人。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特大、居住者身份特杂的大院。里面住了十几家，最里边还有一个小印刷厂。有全家在这卖菜的，有卖盒饭的，有批发大葱的，有卖小百货的，还有就是像我这样来京找工作的年轻人。去的时候院子里没有几个人，白天各忙各的去了，满院子里挂的都是洗过的衣服，院子中间还有几棵大槐树，绿叶伸向蓝天很是漂亮。
旁边就是颐和园，好长好长的围墙，上面爬满了长春藤，墙角还有紫色的牵牛花，这个美丽的静谧的皇家园林与我们只有一墙之隔，可景色却完全不同。
我选了一个里面的屋子，图的是清静，扭头就去大钟寺批发市场买铺盖脸盆。
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院子里站着几个人，眼睛都向我瞅着。其中，一高个女孩特别好看，健康的肤色，深幽幽的大眼睛，屁股很丰满，我在过去的生活中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这样好看的女孩。她是一个模特，名叫齐曲扬，基督教徒。她后来死了，死于大火。一个纯真、干净、美丽、活泼，没有心计的女孩，就这样死在了北京，美丽的梦甚至还没有展开。得到她的死讯那天，我吃惊得无以复加，不敢相信那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死掉了。那时我们已很少联系，我为自己没有能照顾她而难过，我都不知我在忙点儿啥。再也不相信什么好人有好报这样的话，她这样一个善良的基督徒，何以让她死得如此之惨，不敢想像大火烧在她身上时她是如何地疼痛，这样一想，就会浑身一紧，想彻底甩头把她忘掉。我甚至都没敢向她的父母打一个电话去吊唁，他们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女儿有过我这样的一个朋友。
一头大妞在北京6
同齐曲扬头一次说话，是在水龙头旁。她是一个活泼的人，笑着问我叫什么。
我答：“大妞。”
“大妞？呵呵，好名字，大雅若俗。”
我答：“是不是人长得也大美若丑？”
她笑了，两个黑葡萄，盖着毛嘟嘟的睫毛，一口微黑的小牙：“我叫齐曲扬。”
我对她说你的“丢”长得真好，她说啥叫“丢”？
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从前有一对父子一起去吃鸡，爸爸先一个人吃，儿子很谗。爸爸就对儿子说你要是能叫出各个部位的名称我就给你吃。
爸爸拿起鸡头，儿子答：“鸡头。”
爸爸说错了，叫“凤头”，把鸡头扣下。
爸爸拿起鸡爪，儿子答：“鸡爪。”
爸爸说错，叫“凤爪”，把鸡爪扣下。
爸爸拿起鸡屁股，儿子这回聪明了，答：“凤尾。”
爸爸说又错了，叫“丢丢”。
儿子大哭。
她听了大笑。的确，她的“丢丢”真好看，“丢型”很正，浑圆地立在牛仔裤里。
她是一个自由模特，这是捡好听的说，不好听的说法叫“野模”，就是哪有场子就给她一个电话，走一场也就是八十块钱；如果赶上泳装与内衣的话，价格会高一点儿，也就是一百五十块钱左右；没有场子的时候，一分钱也挣不着。学的专业是舞蹈，本来想当一个舞蹈演员，后来因为长得太高只好抄起了模特的行当。做模特年纪又稍稍嫌大，赚不了多少钱，为人纯真又不肯被大款包养。她就这样不上不下地过着日子，美丽又没有心眼，如果我是男人我也要向她下手。
一头大妞在北京7
从此我开始了找工作的生涯，我的光头终于遭报应了。面试了几家公司，每个人都向我的脑袋瞅来瞅去，其实它已经不是光头了，它已经长出一层黑黑的小毛，但是太短人们就忽略不计。他们都会向我提出同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剃一个光头，刚开始我还认真回答。后来我发现，无论我给什么样的答案他们都不会要我。他奶奶的，那你还问个啥劲？！
有一天，我到了三元桥一家公司，那个面试的人听完我的履历后，不出意料，又问了这个问题，我把心一横，答：“病了。”语气很平静。
他关切地问：“什么病？”
答：“脑袋有病。”依然平静。
“哈哈”，他狂笑一下，又觉得很失态，又摸不准我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一直没笑，他在那很尴尬，摆不好表情。我对他笑了一下，说声再见，走了，剩下这个傻逼在发愣。
走到外面，我狂笑不已，觉得这个答案好，真好，我这两天做的事真是脑袋有病。我怎么能晃着一个光头在这些循规蹈矩的、天天看《市场与销售》的人那找到一份工作呢，目前我的工作应该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地方在哪儿？我不知，我要回去问问曲扬。
一头大妞在北京8
回去的路上，心情有些不爽，一种挫败感压在心里，在内地的时候，我在的厂子是一个国营大厂，虽然不是什么高新企业，可销售部挣得还不少。我一个初出校门的黄毛丫头，不算提成与奖金，每月也有三四千块钱，可是离开那个地方就没有那个位置了。我现在连两千块钱底薪的工作都找不到！这很正常，到哪座山唱哪的歌，既然我打算又换行业又换地方，这是必要的代价。这个代价都是那个大避孕套带来的，这样想，不禁想起了那个Big big world。
如果那个套子会唱歌，它一定要唱：
I am big big 套； in a big big world。
It is not big big thing； if u leave me。
是呀，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我的离去与到来，都不是一个big big thing。
曲扬在院子里晾牛仔裤，头发随意地在后边挽一个髻，显出毛茸茸的两腮，上身穿一件黑色的吊带背心，下面是一条短裤，露出健美的长长的两条腿，真是一个尤物。我想我要是长成她这样，可能早就跟大款跑了。在这一点上，我特别佩服她，有多少大款看见她都迈不动步子，开的价码够我挣一辈子，她眼都不眨一下，就在这个大杂院安于她的贫穷，没活的时候就看看艺术方面的书和《圣经》。
我把找工作的事一五一十地全部倒出来。她听到我说“脑袋有病”时候哈哈大笑，她的笑和她的人一样不矫情。
她说：“你现在这个造型看来真是不好找工作，谁敢要你这样桀骜不驯的人呢？要么等头发长长一些再找，要么不如找所谓艺术、广告这种见怪不怪的工作。”
这种想法我倒是也有，广告设计这行一直是我的爱好，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却对美术比较感兴趣，在大学的时候一直是系里的宣传部长，就是那种画宣传画的人，也是学校杂志的美编，可这毕竟都是三脚猫的功夫。来京之前倒是自己学过了一些美术软件，如photoshop，3DMAX。之类，但绝对到不了可以混饭吃的地步。
曲扬说：“你要是真喜欢这行，不如先混进广告公司去，一边做业务一边看，总比你在门外瞎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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