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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车间的负责人。他把我安排到自己的车间，然后又把我分到工作清闲，环境好，技术性强的一个班组里。许多人都想进这个班组，但并不能如愿。可是工作好，并不代表你的心情就好。我很快就感觉到自己的神经绷得如弓弦般紧，工作起来心里压力很大。尤其是师傅们盯着你干活时，我心脏怦怦直跳，手也发抖，脑子一片空白。本该轻而易举能做的事，这时也紧张地失常了，使师傅们对我很失望。对于自己的紧张、失常，我非常的懊恼。我恨自己，骂自己没用。但是我无论怎样地努力摆脱这种状况，都不能使之有所好转，仍是那个样子。大概在我潜意识之中，认为我身边的无论是岁数大的，还是和我年龄相仿的，都是我的长辈，都是父母的同事、熟人，无形当中我就矮了半截。这个压力如铸字机一样把我压挤成方块字。父亲和他们见了面都会不由自主地把话题引到我身上。父亲为了表示尊重别人，逢人便说希望严格要求我，对于我不对的地方绝不要迁就客气。这对我形成了一种印象，所有的人都是父亲母亲的同事朋友，他们都在看着我，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所有的想法都逃不出他们的眼睛。父亲在家也三番五次地叮嘱，叫我不要在单位丢他们的脸，要为他们争气，争脸面；我也很想这样去做，可是事与愿违。我在车间里的一举一动，聊天时随便说的话，都会毫无遗漏地传到父亲母亲的耳朵里。他们简直成了父母的耳朵和眼睛，像安装了许多台监视器一样在对着我。可见，父亲虽然不在我身边，母亲虽然不在我身边，但是每时每刻就和他们在场一样。他们的存在对我来说不能给我任何的帮助，而正好相反，是毫无自由的拘束和心理压迫。所以我深切地感到自己像只小鸟陷入罗网里，而父母控制着这张网。我无论工作还是和任何人讲话，办事，觉得都有父母的眼睛在背后窥视。我诚惶诚恐，在父母亲的巨大羽翼下，我无法振翅飞翔。我紧张，我拘束，我肌肉发僵，我喘不上气来。总之我放不开自己。我不能像别的人那样，在心情不好时可以发脾气，可以骂人，甚至打一架，说话能带“他妈的”、“臭丫挺的”这样很牛B很潇洒的口头禅，而高兴时也不敢痛快地发疯，不敢大声地唱歌，嚎几嗓子样板戏！
我的“班长”是位和父亲年龄相仿，也是从大城市过来“支边”的师傅，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把家眷带来。他算得上是位有魅力的男子。他很有风度的梳着蹭光瓦亮的背头，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美中不足的是，他长着一双罗圈腿，走路时象是一个铁圈在扭动。否则他也算是位美男子了。也许正因为他那成熟男性的魅力，才迷住了一位女知青，一位瘦弱得像根蒜苗的北京女知青。
父亲经常借工作上的事来我工作的地方。我们并不和他在一个厂房里，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来到这里，除了布置工作，有时还和他们开几句蹩脚的玩笑。他们说笑一会，然后是窃窃私语，听不清讲什么，我想肯定是在议论我。我心里总担心自己是不是又做错什么，有什么不妥。我说过我是个极好面子脸皮薄的人，内心不愿叫人说半个“不”字。别人对我的任何议论我都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决定着我是快乐还是痛苦，我的心情是好是坏完全被周围的人所左右。我如羔羊一样被动地任人宰割。强烈的自尊心使我屡屡受伤，心情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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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的工资都是由父亲为我代领的。这是我要求父亲这么做的。就是我自己拿回来，也同样会原封不动的交给了他们。我没有花钱的习惯。我上街的时候很少，没有花钱享受的欲望。把工资全交给父母，心里有一种做子女的自豪感和尽忠孝的感觉。我一直认为，我是属于他们的。我的身体，我的心灵，我的一切一切都属于父母的，我对他们不能有半点的私念和不忠。如果存在一丁点，就会于心不安，感到愧疚。我发誓要成为左邻右舍中最孝敬的人，做一个十全十美的孝顺儿子！所以在我花钱时宁可再去找父母去要。我对买新衣服、新鞋之类穿的并不感兴趣。我穿新衣服有些不自在，走起路来胳膊腿都发僵。倒是每次都是母亲逼着我穿新衣服。要说我的花费也就是买书，看场电影什么的。节俭的习惯可能和我小时候艰苦的农村生活有关。我为自己质朴的品行而自得，哪怕我看上去有些像个乡下小工。我觉得我应该懂事了。父母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现在应该让他们享些福了。此时我最想也最希望自己的就是做个人人称道的“孝子”。而且这也是我今后恋爱、结婚，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任何有违这种想法的事情，哪怕再重要，我也会毫不怜惜地抛弃掉。
为了减少来自家庭的束缚，在我的多次恳求下，父母终于同意我搬到单位的集体宿舍住，从此我和一帮知青们住在了一起。实际上单位宿舍和工厂就在一个院子里，只是车间厂房在前面，宿舍在后面。所谓宿舍也不过是几排简易的平房，男女宿舍各占一半。冬天每个屋门口全是光溜溜的冰丘，洗衣水也好，洗脸水也好，小便也好，都是出门便倒。知青们懒的结果是，冬天只不过是有些不好看罢了，可是到了春天一解冻，黑水四处流淌，到夏天，骚臭气味弥漫在空气中，熏得人喘不过气来，苍蝇蚊子泛滥。我和一个杭州的男知青住在一起，他是个老三届高中生，同样他对我像对待小孩子一样视而不见。也许他认为我还什么不懂。当时他正和本厂一位同乡姑娘谈恋爱。女的个子不高，白胖胖的，像个肉丸子。每当一推门，我看见他们都在，大都知趣地躲出去。他们总是勾肩搭背的粘在一块，鬼鬼祟祟的。我不经常在宿舍，因为我下班后得先回家吃完饭才来这里。他们有时很晚了也不分手，仿佛糖稀粘在一起，继续没完没了地说悄悄话。两个人说的话又软又细，像蚊子哼哼，声音似有似无，似真不真。男的床头上用报纸做了个灯罩盖在灯上，由于时间久了，“灯罩”已经烫糊了。我就在这样的催眠曲的伴奏下用被子蒙上头昏昏进入梦乡。
有天下午，车间无活，我想起昨晚没有看完的书，于是回宿舍去拿。回去后见门没锁，就推门，可门不开。使劲退了几下，还是推不开。显然门被反插着。窗户上拉着窗帘，看不到里边有没有人。我静静地站在门外，听见里面有悉悉嗦嗦的声音，就像耗子啃东西的响声一样；但我知道这绝对不是耗子的响声。虽然我还不完全懂男女之事，但也猜出他们就在里边并且偷偷地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对，就是在做那种见不得人的“坏事”。因为几次我碰见他们象发情的狗一样，在相互啃咬，难以自制。想到这里我的心跳猛地加速了，血往头上顶，羞得我转身大步跑回了车间。
集体生活最有趣的是在天气好的时候，一群人聚在院子里聊天，海阔天空地胡侃。不是讲谁和谁有意思，想搞对象，就是互相嘲笑或辩论国家大事，要不就是讲故事。他们大都来自内地大城市，一个城市的人对另一个城市的人都怀有偏见，总是想办法挤兑对方。北京的说上海人小气，上海的又说杭州、天津人如何如何不好。我只能在一旁听，在他们之中我是最没有发言权的，最卑微的。他们也只是把我当成个听众而已。一天，上海知青讲了个恐怖故事，叫人毛骨悚然。讲林彪的死党搞暗杀，我公安部几次派了高级侦察员去调查真相，最后都神秘失踪了，杳无音信。于是我公安又派去了另一个身经百战的侦察人员，在他进驻宾馆后深夜，忽然从房顶上伸出一付寒光闪闪的钢叉，照着席梦思床的中央就插了下来，我公安人员机警神勇，在钢叉将要刺到身上的那一刹那，一个鲤鱼打滚，闪到了床下，使敌人的毒招第一次扑了空。然后他千方百计，深入虎穴，终于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当时我听这个故事又紧张又刺激。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神秘而惊险的故事，当时身上起了许多的鸡皮疙瘩，头皮也麻嗖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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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的时光比起压抑、禁锢的时候来是微不足道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的身体我的心灵好像被人看管着，监视着，并不属于我自己。还不如上中学时的感觉。别人做错了事，我不敢说，别人冤枉了我，我也不能反驳，因为所有人都是我的长辈和熟人。人家想做什么都行，我却不行。稍放开一点，随便一点，母亲和父亲在家里就会唠叨你，对你旁敲侧击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