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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终于渐渐暖和起来，原来僵硬的地也松软了，只是风的鞭梢上还带着蛰人的寒意。弟弟仍然上学。他没有和我在一个学校，而是在另一个小学。像其他孩子一样，每天他背着一个小号的绿矾布书包，自己走着去学校，然后又自己走回家。那时所有学生书包颜色几乎都是一个样子，不管是男女，连衣服、帽子、鞋子，都流行军队的绿色。我的书包是用雨衣布料做的，颜色也是绿的，只是稍稍发黄。
春天弟弟去学校没多长时间就病了。开始，都以为是重感冒，于是带他到单位医务所去看。那里就一个大夫一个护士。大夫的长像很像电影里的汉奸模样：鼓脸，金鱼眼，没下巴。但是他对病人特别负责，由此可见“人不可貌相”。他认为弟弟的病不可大意，劝父母赶快去大医院做些检查，万一有事别耽误了。
父母也觉得弟弟的烧不退总不是好事，于是父亲就带他去医院看。他非常疼爱小儿子。我前面说过，弟弟长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格外明亮有神，一看就是机灵鬼。他和我正相反，综合了父母身上所有优点，无论是相貌上还是智力上，也许他偏向母亲的地方更多一些。可能他在生活上没有受更多的磨难，长得胖乎乎的，喜眉喜眼，人见人爱，不像瘦骨嶙峋的我，一脸的倒霉相。
过年的时候，弟弟的新衣服总比我多，也要好。母亲给弟弟的衣服总是用穿上很暖和很舒服的条绒布做的，而给我的却是用很薄又不结实的粗布做的。给他买好看、舒服的绿胶鞋，给我的不过是硬撅撅又爱开线的平底鞋。穿着这鞋跑步时，底子滑得像跑在冰面上，总也跑不快，稍不小心就会摔倒。所以上体育课我的成绩总也很差，连又蠢又笨的同学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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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医院的大夫会诊，弟弟得的竟是白血病，他被送进了本市一家大医院治疗。顿时全家人笼罩在忧伤的气氛之下，一向坚强的母亲几乎被这个意外灾难所击倒。要不是弟弟还需要她，她会倒下的，完全没有再活下去的心情。弟弟毕竟还小，不知道自己的病有多么严重，还只当像大人告诉给他的是感冒，住院打几针、输几天液就好了，就可以回家去了呢。他十分懂事，积极配合医生叔叔阿姨们的治疗。无论是孩子们最怕的打针、输液，还是抽骨髓、化疗，他都是一声不吭，有时疼痛得实在难以忍受，也只是流泪，从不哭喊。他以他少小的年纪与恶毒的病魔进行着顽强的抗争。他的懂事和坚强远远超出了他的实际年龄。有时他还与大家有说有笑的，像个没事人似的，似乎生命之火不可能被病魔的汪洋所湮没。他仍然表现出他的童真之美，快乐之美，机智和顽强之美。弟弟为了不让别人为他操心，有时故意装出并不在乎疼痛的样子。可是他越是这样，大家越是难受，更加爱这个可爱的小精灵，为他的不幸潸然泪下。我每当看见他这么小的身体却受这么多连大人都难以忍受的折磨时，就心如刀割，恨不得能替他受罪，承受这一切。想到如果有一天失去了弟弟，眼睛里就噙满泪水。父亲以极大的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在弟弟面前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而一旦走出病房或回到家，痛苦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出来。母亲更不知道哭湿了多少回枕头。她梦见弟弟被强盗带到山巅，要被推下深渊；还有一次她梦见弟弟光着屁股在夜里被一个半人高的狼狗追赶，而她看见了，却怎么也动不了，甚至连声音也发不出来。她痛苦得用尽浑身力气挣脱，但是完全徒劳。当她被父亲推醒后，她的嘴唇已咬破了，满嘴是血，面部狰狞，象一个疯子一样可怕和恐怖。是啊，谁能忍心看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遭受这样不幸的厄运，更何况这个人是父母的心尖宝贝呢！因为怕耽误我上学，平时都是父母陪床跑医院，我在家里守家。尽管弟弟在医院遭受那么多病痛的折磨，他还是抽空给我做了很多好看的叠纸飞机、小鸟，让大人给我捎回来。他把他攒的些小钢蹦子放在小皮钱包里送给我，那都是些币值一分两分的硬币，还有些五分的，是父母哄他说等病好了出去买冰棍的……他说他现在不能下床，所以叫人捎回来送给我。面对这些，我无言以对，只是啜泣不止。
后来他的病开始恶化，医院的大夫说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要想控制病情只有转到北京的大医院，那里医疗条件好些，专家也多，兴许会好些。母亲望着自己最爱的小儿子，心如刀绞，泣不成声。她想就是倾家荡产、借债，只要能救活弟弟，哪怕是多延长一些时间，也绝不犹豫。在他们心中，小儿子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他们生活的希望所在。在母亲生气或烦恼时，在母亲对生活感到厌倦时，是小儿子给了她莫大的安慰，是可爱聪明伶俐的小精灵给了她对面生活的信心。
家里已没有什么积蓄，去外地只有借钱。筹钱非常难，但是为了爱子的生命，哪怕万分之一的希望，父母也会豁出去的。父亲先去单位去借。单位领导很同情我们家的不幸遭遇，加上父亲在单位是业务骨干，人缘也不错，所以也就破例借给了一些钱。但这只是杯水车薪。父亲又去找朋友和同事去东拼西凑，只要是能张嘴的都张了嘴。父亲向来脸皮薄，极少有向别人借钱借东西的时候。记得以前家里有些用的小东西，哪怕很少使用得着，只要需要，父亲往往为了不求人也要自己做或花钱买一个，说用着方便。所以我家过日子的东西都比别人家多，并且全，原因就是父亲凡是有用没用的什么也攒，最后也就愈积愈多。平日里往往是别人来向我们家借东西的多。但是这次为了弟弟，他还是豁出这张脸了。
父母又赶紧给老家的人去了信，叫他们快把原来的房子变卖掉，说有急用，只是没有告诉他们我弟弟的事，父母不愿意把这不幸的事告诉老家人。
等准备的差不多了，带了些常用的东西和衣服用具等，父母很快带着弟弟就走了。他们到了那里准备租间房，这样比住旅店便宜些。我留下来一边上学一边看家。他们嘱托父亲的同事张叔叔常关照我。
本来家里生活就拮据，没什么家底，弟弟的病可以说使这个家雪上加霜。母亲很早就想买台缝纫机，以便缝缝补补方便些，可等了几年了，也没有舍得买。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更是不可能了。为了挽救弟弟，他们现在欠下许多外债。他们不能眼看着小儿子等死，不能看着小儿子受病的煎熬折磨而无动于衷。他们在内心多次祈求上苍睁开眼睛，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
父亲当然非常喜欢小儿子，只是他不像母亲那样直接表现在脸上。父亲本身不爱讲话，性格也较呆板、沉闷，所以他就更喜欢活泼乖巧的孩子，弟弟恰恰就是家里的“活宝”。只要有他，家里就充满乐趣，连饭菜也香了许多。尽管父亲比母亲更理智些，也清楚这病就是到了国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只是延长时间而已，但是他还是不忍心消极的等待下去。侥幸地希望发生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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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父亲带着弟弟去了北京后，家里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尽管他们是因病重的弟弟离开的家，在我悲伤之余，出于一个少年男孩的心理，我还是有一种从此松开束缚，可以享受自由自在生活的感觉；我今后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睡就睡，想吃就吃，再没有大人管，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唠叨和责骂了。在他们临走之前，母亲嘱咐了一大堆话，其实我什么也懂的，并不害怕一个人生活，倒是内心还希望过一种独立的日子。
这时我已经从“戴帽小学”转到了一所附近中学上学。班主任白老师是个还未成家的青年教师，他的长相很独特，下牙齿长在上牙齿外边，下巴又长又尖，人们背后叫他“地包天”老师。那时人人都有外号的。我刚见到他时，柔弱善良的我都有些替他难为情而不敢看他，似乎长着那副怪异长相的不是他而是我，心想，他怎么长的这么奇怪呢，感觉上已不是丑不丑的事儿，是“怪”，太与众不同了。表面上看，他好像并不在意自己的长相，但我心里想，这肯定是装出来的。他一定为他的难看而自卑。他走起路来步子很大很急，干事风风火火，对班里的学生都很负责。我有时想，凭他的才干，干什么不好呢，为什么非要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呢，每天面对这么多人，众目睽睽的，不是与自己过不去吗。倒不如干个别的什么工作，比如去工厂做工人，跟机器打交道多好；要不当个会计，跟账本打交道也行。总之，是不该与人打交道的，省得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