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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她一耸肩。
“半年前？那开按摩院是什么时候？”我不敢相信，紧跟了一句。
“两个月前。”似乎看出了我的心里，她笑笑，深出了一口气说。
“你可真能干！”这回，我是真惊讶了，如果当时我的面前有一面镜子，我想我一定能看到自己快要掉出来的眼珠子！一个连英文都不认识、也不会说的女人，到美国才半年，就把自己身份搞定了，这事换了谁，这么容易做到？！
“你怎么这么快就拿了绿卡？”我太好奇了，忍不住又问。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回过北京了，和朋友也没有太多联系。即便知道些老黄历，那也过时了。现如今，新黄历出来了？
“法/轮功。”大概是感觉到了我的大惊小怪，她倒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
法/轮功！哇！原来是这时髦东西！以前，一些人到美国，为了身份，搞政治避难；现在倒好，更上一层楼，变“法/轮功”了！一下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事儿是一件接一件发生，借事儿做文章的人也因此一拨接着一拨。不过，不管怎么着，美国的律师最高兴，天下越有事儿，他们越有赚钱的机会。美国政府打中国牌，总要有些红桃Q、梅花K、黑桃A之类，所以，就总会放进一些人充当这些角色。今天，真是开了眼，眼前这位Q，没给中国人丢了脸，倒给美国外交政策丢了脸：“法/轮功”避难者，原来是非法开妓院的！
“你找律师了吗？”碰到这样的人，我本不想再多说，但关在这大房子里，实在太无聊，所以又随便问了一句，不过，她如果没有找，我也不会帮她介绍律师。
“找了，是我的移民律师。”
瞧瞧！她的律师！帮她进美国，现在又送她出美国，里外里，全方位服务，无论结果如何，全是赢家！
“你后悔吗？”我又问。
“没什么后悔不后悔。美国警察真鬼，一下就抓到我。我是倒霉！”她似乎并不后悔，只是自认倒霉，让她这样一说，我倒反觉瞎替人家操心了。
不过，管她呢，我继续问，“你没有要求保释吗？”我想，她口袋里应该有一大笔现金。
“我已经叫朋友打电话到长春，一个可靠的兄弟，能电汇4万美金过来。”
看来她是有钱，4万美金，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一下子拿出4000美金都不容易。
“你在长春做什么？”不行，我还得问问，好奇心驱使着我，我忍不住不问。
“开酒楼。开始很好赚，坐着收银子就行，后来竞争厉害了，就难做了，只好加花样儿。”我一直在注意，从我与她交谈，直到这时，她一直很坦然，一副处事不惊的样子。倒是风月场上的，见过世面，身至如此，仍然一副赢家的风范。
酒楼是地方话，刚改革开放那会儿，从香港传到大陆的，这类词儿北上的速度真快，可东北人说起来，怎么说，也没有香港人那种嗲劲儿。这位东北同胞所说的花样儿，我能想象，那不是什么海鲜野菜，而是特色“服务”。要不，她才来美国几个月，做起来，怎么会儿如此轻车熟路？！
《爱之罪》第九章3
过了好几天哑巴生活，东北女人终于找到了诉说的机会，把仿佛憋了一辈子的话差不多都讲给了我，她活命的把戏、诡秘、绝道……也许，正因为在监狱里，她才如此坦白，如果在外面，这种直率绝对少见。她告诉我，她叫崔娥。她的直率感动了我，我告诉她，我叫杨眉，在这个百分百的英语世界里，我可以为她翻译。一直少有激动的她，眼圈儿竟一下子红了。
我拍拍她的肩，站了起来，坐了这么久，腰都酸了，得活动一下。也是直到这时，我才猛地想起，我怎么在这里？我怎么还呆在这房子里？！我环视四周，房间里的人仍横七竖八、无精打采地坐着，刚进来时的清醒劲儿早被晕晕欲睡替代了，除偶有一两处仍在低语外，多数人已静下来，开始打盹儿。我转了转腰肢，第六感告诉我，一双眼睛正注视着我，我的目光寻过去，正与投来的目光相遇。说来也巧，与我目光相遇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刚进来时，曾让我观察了良久的清秀淡雅的白人女人。
我冲她笑笑，跨过几个坐在地上的犯人，走到她身边，问：“你从欧洲来？”
“你怎么会猜我是从欧洲来的？”她微笑。
“你长得不像美国人。现在更肯定了，你的口音是欧式英语。”
白女人点点头，微笑着问：“你是学人类学的吗？”
被她的气氛所感染，我也笑了，“差不多吧。”我说。
“我是俄国人。”她的表情很甜。眼睛会说话。
“啊，你好。”或许是条件反射，听她说自己是俄国人，我一下子蹦出句俄语。
“你会讲俄文？！”白女人大为惊讶，一下子兴奋了。
“就会这一句了，过去学的，现在全忘了，都还给老师了。”
我们俩又笑了。中国人何止学俄文，还挖战壕、备战呢。而现在，一个中国人，一个俄国人，在美国的监狱里相遇，真有些别样滋味。历史和大自然真不一样。太阳从东边出、西边落。历史呢？却没有规律可循，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说不定又朝南或朝北。
“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你不像是属于这里的。”我问。
“你也不像是属于这儿的。你一进来，我就注意到了。”
“是吗？大概是面孔不大一样。”我说。
她看看我，挺认真地说，“不是，是你的气质，你的气质不一样。”
在这样一个地方，难得有人这样看，我很感动。几天来，无论我说什么，都没有人相信我，人人都把我当成罪犯，连我自己都不自觉地习惯了这些。我看看白女人，又看看我们的四周，叹了口气，鼻子一酸，就情不自禁地向她说我的我遭遇，当然，毕竟是面对陌生人，我的讲述比较简单。她很认真地听，然后说，“听上去，你的男朋友真像邪恶的亲戚（He is a evil’s relative）。”我真想说，不是什么亲戚，他本身就是邪恶！但我忍住了，我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发泄。
听完我的故事，白女人开始了她的陈述，她说：“故事很长。”我点点头，心里说，长点儿好，时间过得快。
“我原先在莫斯科大学教钢琴。十三年前离开莫斯科，移居法国。”白女人的蓝眼珠儿很深很深，但很平静。
我猜对了，她是个音乐家。去法国，Good！
“后来，我又移居了加拿大。”
“为什么？”我打断了她的陈述。
“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怀念俄国的辽阔、莫斯科的雪和乌克兰的森林。加拿大广播电视公司为提供我一份不错的工作，电视专题‘俄国文化’的主编，让我们的怀念变成了真实的生活。一年前，我辞去了电视台的工作，独自来到美国。我想在有生之年，看看真实的美国。我在洛杉矶落了脚。第一站，也可能是最后一站。我不开车，只走路或搭公共汽车，能步行我就步行，公共汽车能到的地方，我都去了。我主要在好莱坞、西洛杉矶和桑塔莫妮卡一带。见闻感想太多了，我写了一本书和几篇新闻报道，想和电视台、报纸联系，但没有人睬我。我寄录音给广播公司，也没有回音。于是我决定做一件事。三天前，我进了ROSS（劳斯百货店），偷了件价值10美金的衬衫，故意让服务员看见。我当然被捕了。我没有汽车驾照，也没有身份证，我拒绝告诉警察我住在哪儿。我以为商店经理会去通知新闻机构，但他没有，反而叫来了警察。我想，正好，我还没有进过美国的监狱，正好参观参观。今天在法庭上，公共律师问我认不认罪，我说我认罪，因为我想进来看看。法官说，我要么付2000美金，得到自由；要么坐4天牢。我选择了坐牢，4天，太好不过的事儿了。我的罪等于2000美金或坐4天牢！”
真是一个特别的俄国女人，一个作为音乐家的特别的女人！大胆而高素。白女人看上去已不年轻，大概有50岁吧？还敢如此尝试，真让我肃然起敬。我记起了Elizabeth Berg的小说《The Pull of the Moon》，讲一个中年美国女人，突然离开自己的家庭和丈夫，独自去旅行，去寻找自己的精神。试想，一位女音乐家，为了一种追求，甚至愿放弃自由，这是怎样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无论如何，都不是世俗能够体会和理解的。
“美国的刑法可以用钱衡量，偷一件10美金的衬衫，罪恶是2000美金或坐4天牢，即平均每天500美金。多有趣啊。”她说，很得意她的重大发现。她还掏出两张纸给我看。那是两张逮捕证，一张是洛杉矶警察局签发的，一张是洛杉矶监狱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