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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机会微乎其微。正是因为与统治阶层完全两不相干的身份和立场，所以，西方知识分子掀起的针对上流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革命往往比中国知识分子要激烈得多，也彻底得多。这之中，尼采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位。尼采说：〃基督教道德是一种最有害的虚伪意志，是使人类腐化的巫婆。它不是那种激励着我的意志；它不是长久不断的'善意'、薰陶、庄重，以及精神上勇气上的缺乏：它是人性的欠缺，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即凡是非自然的东西，都被接受而作为道德的最高荣誉，都是悬诸人类之前作为无上命令的法则。〃引自尼采：《瞧！这个人尼采自传》，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基督教道德文化的颠覆，向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反击。此后又有福柯等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开放言谈，质疑传统，给快感、欲望以合法地位，其功绩有目共睹。
与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对立，尼采提倡古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这是一种尊重生命欲望和肉体满足的狂欢精神。他〃重新评估一切〃，宣布上帝已死，重新评估苏格拉底之后的欧洲思想，向基督教道德发出挑战。尼采说：〃你们了解我吗？狄奥尼索斯，这基督的死敌。〃引自尼采《为什么我是灾祸》一文，见《瞧！这个人尼采自传》，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五四运动时期，尼采成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主神，鲁迅曾经极力推崇尼采。只是，五四启蒙并没有坚持下去，而是夭折了。
2中国文人的道德热
中国文人普遍地具有一种病态的道德主义狂热。他们走路时的样子是佝偻着腰的，仿佛知识的重量已经使他们不胜重负，他们谈话的时候总是引经据典，仿佛除了引用别人的话，他们自己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他们一生的时间都在解释别人的话──在纸面上，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做学问，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看别人是怎么说的，从这本书到那本书，如果把他们的文章中的引文去掉，他们的文章剩下来的就只有引号了。他们的眼睛特别发达，不仅用常人的肉眼，还要加上两只镜片，他们的眼睛似乎生来就是看书的，看书中的圣贤怎么说，然后跟着说，于是他们成了十足的道德主义者，他们得上了一种共同的病叫〃道德主义病〃。
问题的关键是他们不仅把这种做学问的方法用在他们的文章中，还把这种方法用在生活中，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仿佛不是自己的事，而是书中早就规定好了的事，他们的知识害死了他们，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实践圣人在书中已经规定好了的预言，生活的每一步都是圣人预言的实现。他们失去了活生生的自己，那个有血有肉的人死去了。他们害怕任何书外的东西，任何圣人没有说过的东西他们都感到害怕，一件小小的新鲜的东西（例如一块新品牌的冰激凌）都会使他们装满文字的脑壳短路，因而他们除了整天躲在家里做所谓的学问之外不敢做任何别的事情，他们不敢外出，街上的摩登女郎使他们眩晕，摩登女郎的超短裙击中了他们道德主义的脑门，使他们发出非道德主义的惊呼。他们对这个活生生的变化着的世界是恐惧的，他们不敢和这个世界接触，于是他们就用一种理由将自己禁锢起来，这个理由我们经常听到学者要坐冷板凳。他们太虚弱了，虚弱到霓虹灯的光线也会使他们生病。所以他们只能坐在家里的冷板凳上。
这就是知识在他们身上的反映。他们用知识代替思考，对于他们来说知识就像我们每天刷牙一样无可怀疑。他们生活在知识中觉得无比地安全，所以他们手不释卷。离开了书他们该干什么呢？他们什么也干不了。
中国文人病得最严重的地方是道德。他们的道德太多，他们试图为社会建立道德秩序，他们乐意充当社会的道德总裁判的角色。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头重脚轻的人，他凭什么在这个世界立足，他如何证明自己为这个世界所必需？他说：我的形是颓的，我的身是弱的，我的体是虚的，但是我的魂是强大的，我的灵是高贵的，我的神是勇敢的；他说：一个人在世界上存在重要的是灵魂的安妥和清洁，身体是可耻的粗陋的卑下的污秽的，只有灵魂是伟大的高尚的纯洁的美满的文人就是这样利用身体和灵魂的二分法证明了自己的高人一等，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从而解除了对自己的存在价值的焦虑，把这种焦虑转嫁给了劳动者。
就是这些文人杀死了原始的、安居于这个世界的、灵肉统一不分的、身体本真地处于安妥状态的人，建立了两个妖怪：灵魂的人、肉体的人，并为这两个虚想出来的怪物编织了无数的神话。
文人说：道德即知识。文人自己是靠知识吃饭的人，他就说只有知识才能导致道德，言下之义就是只有文人（有知识的人）才是真正的拥有道德的人。由此我想到一个劳动者一个农民，他会不会像一个文人一样一边在田间劳作，一边说自己的劳动是惟一的道德，他会不会说只有喷洒农药才会导致道德，他会不会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劳动。一个农民，一个淳朴的农民他不会这样，他只是默默地耕耘，他的道德就是他的身体，他的体力，以及他的体力的结果那些鲜绿鲜绿的青菜、萝卜，那些通红通红的番茄、苹果；当他来到菜市场，弓腰坐在他的蔬菜摊前，他无需说话，用不着夸夸其谈，他的蔬菜就是最好的语言，他的道德就在他沉默的弓腰而坐的身体里，在他的新鲜而自信的蔬菜里。他的道德是沉默地身体性地凝结在结果中的，而不是语言的、灵魂的、看不见的、虚幻的和说辞的。文人说：〃爱灵魂不要爱身体，爱上帝不要爱自己〃，〃肉体只是一具臭皮囊而已，最可鄙的人就是只爱自己和那具臭皮囊的人〃文人进一步说这个社会的灵魂就是他们，大众只是这个社会的肢体。在这里人的身心二分法落实为现实世界的人在主体地位上的（超越主体与一般主体）绝对等级制度。文人说：道德即秩序。儒家讲〃无违〃，就是要人们对社会等级制度采取一种默认的态度。
在中国，儒家的对于身体的蔑视（〃君子舍利而取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历史的源头没有像古希腊的伊壁鸠鲁那样的崇尚身体、感性的反对派伦理学家，又没有经历尼采那种非道德主义哲学的冲击，所以中国的反身体、敌视感性、视肉体为仇寇的道德主义观念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中国人在长达几千年的过程中一直受着这些可耻的道德主义者的愚弄和欺骗，以致中华民族看起来似乎是先天就反身体的。中国人不重视身体锻炼、缺乏户外体育活动的兴趣对身体蔑视得太久了，几千年的结果是人们获得了一种种族上的身体的颓败形式，道德主义者应该为这种身体素质的普遍虚弱、体力的普遍萎靡、感官的普遍退化负责，一个灵魂主义的民族怎么会不得此体症呢？
我们承认人道主义的精髓在于对个体的人的自我选择和决断的权利的肯定，那么我们会清楚地发现道德主义者的文人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地反人道主义，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个体：自由自觉自主的个体，而代之以那些无个性无决断的〃群众〃。他们把道德抬高到绝对，其目的就是要无数个体放弃个性没入普遍理性和普遍意识之中。进而言之就是要牺牲无数人的个性，使他们不能成为个人，而成为道德主义者的道德容器，执行思想而不是创造思想，甚至连选择思想的权利都没有。对于世界这将是怎样一幅图景？世界之舟的最上层是道德主义者〃高大〃的身影，他们振臂挥舞，是伟大舵手，而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只能在底层的船舱里划桨，对于这船划向哪里他们无权过问。他们除了划桨之外不再有任何权利。
面对道德主义者我们想对自己说：别盲信，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决断，必须认清道德主义者的虚伪的面目。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现在我们把这个世界简化到只有三个人，这是一个简化的世界模型。假设他们三人只有一块面包作为食物，这时道德主义者会对另外两个人说：〃你们应该讲讲道德，应该将面包给有病的人吃（我就是那个有病的人）。〃而个体主义者会对另外两个人说：〃你们有权选择你们对面包的态度，但是我对面包拥有三分之一的权利，我将使用这个权利。〃第三个人，他听信了道德主义者，他说：〃亲爱的道德主义者，我听从您的教导，为了道德的完善，我将面包献给您。〃第三天我们将看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