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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如并不知道，多年前一个秋雨绵绵的晚上，我曾和这位名叫王芬的女孩坐在一起看过一部叫做《凤凰琴》的电影。那个落雨之夜，这个女孩很明显地向我表示过好感，我却对她说她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好更出色的丈夫。几年后王芬真的找了一个丈夫，最起码在作生意方面比我出色。然后他们很快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王芬很能干，她的丈夫也很能干，三口之家曾经很幸福也很温馨。可是就在她的姑父我的第一任领导庄主任去世之前不久，她的丈夫因为倒卖一批原煤不幸被人给骗了一把，合同上的优质煤发到海城之后却变成了三分之二的煤矸石，因此狠狠地陪上了百十万，从此一蹶不振。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曾委托王魁带人跟她的丈夫一起到平顶山寻找过那家骗子公司，但是早已人去楼空，追踪无果。倒是追债的人络绎不绝堵到家门，他的丈夫为了躲债远远地藏到了一个地方，已经接近一年没有回家了。
儿子睡稳了，有护士过来让洁如接听电话。接完电话回来，洁如摔动着发僵发麻的胳膊回科室上班去了，有一些事务需要她去处理。
一滴滴暗红色的液体，静静地输入到小女孩细细的胳膊里，病房里很静。我从孩子身上移开目光，看着王芬。王芬躲闪着我的注视，却有一串泪珠从眼中倏然滑落。
我想起多年以前的那个落雨的秋夜。哽咽着说过再见后，王芬那高高大大的身影逐渐消失在秋之夜雾中，很孤单很落寞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的身前身后到处都落满了黄黄的落叶，忽明忽暗的柏油路一直延伸向迷迷茫茫的不可见的远方。
性格决定选择，选择决定命运。也许是我的拒绝造就了今天她的处境，我想。
一副忧忧郁郁的样子她告诉我，如今她在电台的情况很不妙，今年仅仅发给她基本工资，到了明年估计就要下岗了。丈夫躲出去了，自己的收入又不高，孩子的身体又不是很争气，今天发高烧，明天拉肚子，真正是百哀齐至，却又无可奈何。我知道她不是在为赋新辞强说愁，而是满腹愁绪无处排遣便显露到了脸上。
看着目前王芬水深火热的处境，想起曾经有过的失之交臂的缘份，想起庄主任临死前的嘱托，我觉着若再不出手相助，未免也太不够意思了。
儿子住了三天院，经检查没有什么脑震荡之类的后遗症，头上戴着一个类似于网兜的网网活蹦乱跳地出院了。我便趁瑰湄市长没有什么安排的一个晚上，约上市委宣传部分管新闻的那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副部长，让他喊广播电台的冯台长一块儿坐坐。席间，在分析当前海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建设大局，深入探讨如何在确保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媒体市场化运作之后，我假作无意状提到有一位老领导的亲戚好象也在电台工作，已经多年不见了，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
冯台长很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忙问老领导的亲戚叫什么名字。
“老领导的家属姓王，他的亲戚是他爱人的侄女，叫王什么？好象是两个字。”我一副记忆不准的样子。
“王芬？”冯台长道。
“对对，是叫王芬，人长得挺胖的。”我顺着他的话说道，“她的姑父老庄是我在事务局时的顶头上司，待我还是非常好的。可惜，去年老领导过世了。”
“王芬还是很能干的，是新闻部的骨干力量。”冯台长道，“她人非常细心，很有责任感，原先干记者，现在干编辑。”
“在这种浮躁成分居多的年头，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已经不多了。”副部长少年老成，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
冯台长不是不明白副部长的意思，踌躇了半晌方发话道：“两位领导想必也都知道，在我市对事业单位进行改革之后，包括报社、电视台、电台在内，各新闻媒体都划到了自收自支的范围内，财政不再进行补贴，都面临着一个生存和效益问题。人家电视台兼有声像并茂之利，报社依仗市委机关报之威，广告纯收入每年都两三千万。而我们电台，作为最古老、也是最落后的一种媒体，所占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受众越来越少。不怕两位笑话，前一段时间我们做过一次受众调查，您猜，我们电台最大的受众群体是什么人？是出租车司机！然后是晨练的老人，然后是市场上卖菜卖肉的小商贩，最后是在校学生，坐机关的官员和搞企业老板根本就没有听广播的习惯。人家企业作广告是要看受众层次的，看看我们的受众们都是些什么人，就可想而知我们的处境了。这几年来，我们的广告业务越来越萎缩，台上的经营越来越困难。穷则思变，无奈之下，我们台上每个人都分了不同数额的跑赞助、拉广告的任务，连副台长每人都分了100万的任务。我们规定，一年完不成任务的只发基本工资，连续两年完不成任务的，对不起，您可以回家养老了。同志们各显神通，有爷爷的求爷爷，有奶奶的告奶奶，上到政府要害部门，下到治疗性病的游医全部求遍了，去年整个广告收入才400万，扣出人员工资以及各项开支之后，台上年度结算盈利竟达1。5万元整！”
“怪不得老干部老是打电话告状，说是每到太阳升起的时候，每当端起饭碗的时候，耳边总是回荡着一个悦耳动听的声音呢。”我笑道。
“什么声音？”副部长问道。
我学着广播里女主持的腔调，嗲声嗲气地说：“您有尖锐湿疣吗？您有梅毒淋病吗？请到蓝天门诊部；您的前列腺肥大吗？您排尿困难吗？请到蓝天门诊部；您的痔疮发作了吗？您的白带增多了吗？您有异味吗？请到蓝天门诊部！”
副部长噗哧一声喷出了一口饭，指着我笑道：“恶心，恶心之至！”
冯台长苦笑着摇摇头：“我们这是典型地被逼良为娼啊！大企业、大公司把上千万的广告费都投到了电视台和报社，我们的记者和业务人员那回上门不吃闭门羹？人家治疗性病的不嫌弃我们这个平台，并且现兑现播一次给一次的钱，我们为什么不接这笔业务？难道为了赚一个一本正经的所谓正统、所谓纯洁的名声，全电台的人都饿死不成？我们这样冒着被领导批、被听众骂的风险，厚着脸皮赚口饭吃，也实属无奈之举啊。”
“想想也真不容易。”我已经多年未曾关注过媒体的运营情况了，没料到各路媒体发展到了今天，发生了这么多的变数。我无心听冯台长诉苦，我关心的是王芬，是王芬现在的情况。
“我明知故问：“王芬是不是也有任务？她完成了吗？”
“她为人老实，不善言谈，也不善交际，去年全台有六个人没完成任务，她是其中的一个。”冯台长苦笑道，“这还不算，他们新闻部里的一位记者好容易拉来的一个广告，还让她给撵跑了。”
“撵跑了？”我惊奇地问。
“那是外地一个专门治疗癌症的药物广告，在新闻时段的呼号时间里播出，一年下来人家投入广告费80万元。”冯台长一脸惋惜的表情，感觉上心痛得要命。“台上播出了没几天，有人却把电话都打到了工商局，说是台上播出虚假广告。工商局来人了，把广告给停了，80万广告费也打了水漂。后来台上通过关系到工商局查找出了举报人，那个人就是王芬。王秘书长你说，这不是典型的成事不足坏事有余么？”
“这里面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吧？”
“王芬倒也诚实。新闻部的主任找她谈话，她一口承认正是她举报的。问她为什么要举报，她说，她之所以举报，不是出于嫉妒，也不是出于眼红，而是出自广告本身。”
“广告本身有什么问题吗？”副部长问道。
“广告的内容是卖一种抗癌药的。功能上有些夸大。”冯台长承认。
“难道那药能治死人不成？”我戏谑地问道。
“那倒不至于。”冯台长说，“只是王芬眼珠红红地来了一番说辞，说什么他的姨父就是吃了他们的药才耽搁了治疗，才那么快就去世了。现在竟然骗人骗到她家门口了，她又没有权利去查处，去决定广告的播出与否，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他们继续骗人。”
我想起了庄主任临死前的模样。配合化疗，他应该也在服用着一些辅助药物，是不是有这种药，当时我并没有注意。患上肝癌就等于判了死刑，只不过是早天晚天的事情，王芬显然也有一些怨天尤人了。我叹了一口气，道：“其实王芬出发点还是好的，但是做得有点儿不合程序。她应该先把情况向台上反映、汇报一下，不该越过台上直接找工商。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
“这件事之后，王芬在台上就更加孤立，更加不见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