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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算明白了余冬的意思。我冷冷地说：“这事以后再说吧。”余冬说：“以后是什么时候？明天一早就要赶车回去呀。”我说：“那就明天在车上说！”
到了早晨，余冬赖着不肯走，非要我答应由我来管他姐姐。他说：“徐哥。”我说：“你别叫我徐哥。”可他不听，还叫徐哥，“我觉得这事还是说定了的好，要不我真不敢跟你上车，你一个人带她回去算了。”我说：“余冬你也替我想想，我是个有家室的人，我怎么能带你姐姐回去呢？”余冬说：“我又没说要你把她带回家去，你有能力嘛，你可以找个地方把她养起来嘛。”我说：“你叫我把她养起来？”他说：“怎么不可以呢？很多人都这样，你养一个算什么呢？”
我说：“亏你还是她弟弟，亏你说得出来！”
“徐哥，我是没办法，怎么想就怎么说。”
结果争来争去，赶车的时间早过了。
就这样，我们在广州多呆了一天。早饭后我带余小惠去买了几件衣服，她穿得太像一只鸡了。我让她把她的低胸吊带裙脱下来，换上一件无袖衫和一条水磨蓝短裙。她很听话，低垂着眉眼，叫她干什么她便干什么。我心里很疑惑，以前她是怎样的人？她怎么会这样？但我无法透视她的内心，只能从外表来看她。她比我在广州时略瘦了些，也更多了些倦容。换上新衣服后，我又带她去发廊，叫人家把她的黄头发染回来。从发廊里出来，站在广州街头明媚的阳光下，她看起来好一些，人也精神了一些。可我却怎么也看不到当年的余小惠的影子。
她似乎煥然一新了，站在我面前问我：“好吗？”我点点头。她笑了一下。她一直没说话，这是这次见面后她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她第一次笑。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忽然这么笑一下，简直生动极了，我心里掠过了一丝很温暖的感觉。但我没说什么，也笑了笑，说走吧。往回走时，她把一只手放在我胳膊上。她没有挽过我的胳膊，从前也没挽过，她怎么好好地要挽我的胳膊？莫非是她现在的习惯，跟谁走路就要挽谁的胳膊？我看看她的手，又看看她。我觉得我的胳膊上很不自在。我知道这只手不属于我，它搭错了地方，但我忍着，让她就那样挽着。没过多久，我就感到胳膊在发酸，但我还是忍着。
这天晚上我老是神经质地捏胳膊。余冬在旁边问我：“明天走不走？要走的话有些事就要说定了。”他说得更明白了，他姐姐怎样他是不管的，如果我一定要把他姐姐带回南城，那么我就要对他姐姐全权负责。
我说：“你讹我？”
他说：“怎么是讹你？我只要要分清责任。”
我问他：“如果我不负责呢？”
他不吭声，过一会儿说：“反正你要想好，否则我是不跟你走的。”我摇摇头，说：“余冬你怎么是这样的人？我还以为你对你姐有多好呢！”余冬嘟哝着说：“我这不也是为我姐着想吗？”
我叹一声，心里沉沉的，像被一座山压着似的。我在心里说，好吧，我先把责任担起来吧，总不能谁都不担责任吧。我就对余冬说：“那好吧，我想好了。”他有点喜出望外，瞪大眼睛看着我，“想好啦？”接着也叹着气说，“徐哥呀，你真是个好人，我姐她当年没嫁你是她没福气，不过我也看见了，你们还是很有感情的。徐哥，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要不今晚你就到隔壁去睡吧，我姐她肯定愿意的，徐哥你去吧，我不会说什么的。”我盯着余冬，憋在心里的恶气直往上冲。我说：“余冬，你很浑蛋。”余冬说：“徐哥你别抹不开脸，我说的是真的，从今天起我就把你当姐夫看。”我说：“余冬，谁是你姐夫？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呢？我都替你害羞！”
我不再理他，关了灯蒙头就睡，却又睡不着。我想我这是何苦呢？她余小惠不是恨我吗？不是讨厌我吗？不是不肯跟我结婚跑到这儿来了吗？我还要为她担什么责任？她弟弟都不肯管她，我插什么手？她是死是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带她回南城去干吗？难道真跟余冬说的那样，找个地方把她养起来？
余冬像猪一样打鼾。我辗转反侧，整整一夜，我都在听他的猪一样的鼾声。
我们回到南城时是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多钟。在车上余冬很殷勤，一口一个徐哥，对他姐姐也是，姐呀姐的叫得很亲热。可是到了南城，一下车他就钻进人群里不见了。他一个人走了，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余小惠到处看，说：“余冬呢？”她不知道余冬已经跟我说好了，不知道余冬把她扔给了我。我装模作样地说：“是呀，余冬呢？”过了一会儿，我又说，“找不到就算了，你跟我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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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十九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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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巳经没下雨了。车站上有很多的士在揽客，有人还伸手来扯我们，我拨开他们的手。我们走出了车站。我想我们往哪儿走呢？这么晚了到哪儿去给她租房子？想来想去，我还是给她找了一家小宾馆。我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在床头柜上放了一点钱，叫她明天早上自己去吃早点。她垂着眼问我：“你要走？不在这儿住？”我点点头。她依然垂着眼，又说：“你不想……要我？”
她怎么说这种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怎么是我要不要她呢？这话她不该说的，起码不该这时候说。这件事早就过去了，还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呢？可我又不想拿话伤她，她都落到这一步了，恐怕脑子也不大好用了，我伤她干什么呢？我说：“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一次？你忘啦？”她说：“哪一次？说过什么？”我说：“上次，忘啦？我说我已经结婚了，你忘啦？”她嘟哝了一句，“怎么扯到结婚上头呢？”我不知道她什么意思，不扯这个扯什么？是不是余冬跟她说了什么？他们姐弟商量好了？我便不再说什么了，就那样枯坐着。坐了一会儿，我准备走了，她也站起来往外走。我问她去哪儿？她不理我，我追着她问，她走得很快，边走边说：“回家。”我说：“你不能回家。”她停下来，反问我，“我怎么不能回家？”
她把这句话一连说了三次，说第三次时眼睛里汪着泪水。
她执意要回家，我什么话也不好说。她出去了这么多年，现在她回来了，她想回家，我怎么能拦住她？我说：“好吧，我送你回家。”从宾馆里出来，我拦了一辆的士。我说：“你们家已不在老铁街住了，你知道在哪儿吗？”她点点头。这天晚上我一直折腾到深夜一点多。我把她送到她家楼下。我看着她上搂，听她叫开了门，听她哭着叫爸爸妈妈，听见她爸爸妈妈跟她一起哭。夜气很清凉。街灯也很清凉。他们的哭声像带了雨的风一样吹过来。我的眼睛忽然湿了。我对的士司机说：“走吧。”
第二天上午余冬跑来骂我。他恶狠狠地说：“姓徐的你不讲信用，你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刘昆领着几个保安按住他，要他向我赔礼，说不赔礼就扒他的皮。我对刘昆他们说：“算了，放开他。”刘昆说：“他骂了你呀。”我喝道：“放开他！”
广州之行花了两天三夜，去之前我没跟冯丽说，冯丽就不断地往我手机上打电话，问我到哪儿去了？去干什么？我回来的第二天上午，她又来了。她说：“你到广州去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说：“我工作上的事也要跟你汇报吗？”她说：“我是你老婆，说一说难道不应该吗？”她双手撑在后腰上，挺着肚子站在我面前。她才刚刚怀上，肚子还是平平的，但她却总有要挺着一个肚子的感觉。
这些日子我动不动就跑到歌厅里去转转。我喜欢听一个从青海过来的歌手唱歌。这个歌手的名字很怪，叫昏鸦。我问他为什么要叫昏鸦呢？他说：“我喜欢这种意象。”看起来他也是有文化的人，知道说“意象”。我说：“那为什么不叫枯藤或老树？”他说：“我是一个诗人，一个行吟诗人，我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所以我觉得昏鸦对我比较合适。”他不但在歌厅里唱，有时候还抱着吉他跑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里去唱。他要唱遍中国所有的城市。但他对南城很失望，说南城人根本欣赏不了他的歌。他说：“所有的城市都琐碎和平庸，而南城则是最琐碎最平庸的，南城人一天到晚鸡鸡鸭鸭的。”我问他这话怎么讲？他说：“忙着找碎谷子碎糠头呀。”我笑笑说：“那你为什么不走呢？”他说：“因为你允许我在你的歌厅里唱歌，还因为我缺钱，所以现在我必须在南城呆下来，等我攒够了钱，我就走了。”我说：“你这不也在找碎谷子碎糠头吗？”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