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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妈要把我买的那些被子卧单之类的都抱过来。我叫她别抱。她说：“结婚用的都是人家的钱，把这些东西抱过去，你面子上也好看些。”我说：“这是夏天，用不着。”我妈说：“永远是夏天吗？总有用得着的时候。”我说：“算了吧，还是你留下来用吧，就当是我这些日子的饭钱。”我妈一开始没反应过来，等她反应过来便感到受了天大的委屈，哭哭啼啼地骂我：“你说的是人话吗？你没良心呀你个该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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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十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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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不久我去了一趟老铁街，但老余一家巳经搬走了，邻居说他们家有钱了，买了新房子了。我去商业局找到余冬，他正提着一个红塑料桶在院子里洗车。我问他姐姐有没有消息？余冬还是那样，下巴一扭一扭地不愿说，我说：“我已经结了婚了，告诉我有什么关系呢？”余冬便低头想了想说：“她在广州。”我说：“在广州干什么呢？”余冬说：“唱歌。”我又问：“好吗？”余冬说：“还好吧，还好。”余冬问我，“你呢？还好吧？”我郁郁地说：“还好吧？还好。”
现在我说说南城的夏天吧。南城人为什么不在夏天结婚呢？我想这里面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南城的夏天太热。南城的夏天是天下最热的夏天。是个南城人都知道，南城的夏天会热到什么程度。即便在从前，天气还不像现在这么热的时候，一到夏天，南城人就会烦躁地说，天气跟火一样啊，热得人想把皮扒掉啊。这么热的天不要说结婚，就是平常的夫妇也要忌房事，不敢轻易动手，弄不好就是性命悠关，女人缩阴男人缩阳，不是国医圣手扯都扯不回头，可在那种时候你到哪儿去找一个国医圣手呢？
再说结婚总是要摆酒席的，要请人来给你凑凑热闹，否则这婚也结得太冷清了。可是谁愿意汗流浹背地来吃酒席凑热闹呢。没有人来闹过吃过，你这婚就结得不够光明正大，就有点躲躲闪闪偷偷摸摸。就算人家勉强来了，也会在心里嘀滴咕咕：怎么在这样的日子结婚呢？是不是肚子藏不住了？
我和冯丽当然不存在肚子藏不藏得住的问题。冯丽是带了环的，在准备要跟我结婚时，她问我，“要不要把环拿掉？”我说：“算了吧。”她说：“你不想要孩子吗？”我说：“无所谓。”她怏怏地说：“你有点怪，从我来说我是不愿再生的，可是你说无所谓我就不高兴。”我说：“那你拿掉就是了。”她还是怏怏的。她说：“我也不是说一定要拿掉，我是说你一副没心思的样子。你怎么能一点都不计较呢？”
在商议办酒席时，她问我有些什么人要请？我想我还请谁呢？我说：“我没人要请。”她说：“你一个朋友都没有吗？”我说：“没有。”她说：“那亲戚呢？”我说：“也没有。”她又不高兴，板着脸说：“你可是头婚哪，就这么不当回事？是觉得娶我这样的女人没面子吧？”我说：“你想想啊，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亲戚朋友？”她想想也是，但又是怏怏的，说：“既然这样那就算了吧，我是二婚，我更不想张扬。”
冯丽便把心思放在布置新房上。墙面地面，柜子厨子，床和床上的席子，包括窗帘和鞋柜，都是她盯着做的或亲自去买的。那个夏天是南城最热的夏天，雨季一结束太阳就毒辣起来，到处都是白得耀眼的阳光，马路上颤涌着一片钢灰色的焰气，站在街这边往对面看，街影和人影都飘浮在焰气上。她就在这样的太阳下和焰气里奔跑，又要照顾店面又要布置新房，人变得又黑又瘦，浑身长满了痱子。红色的痱子就像长在藤上的果子一样长在她身上。从脖子上往下到背上腰上和胸脯上，又从乳房下面漫到小腹到大腿内侧，用手摸上去发出粗糙而干燥的沙沙声，就像摸一张粗砂纸。但她一点也不后悔，把她的朋友同学一拨拨地带来看新房，人家一看床上，就笑着说：“大热的天还铺这个呀，是怕硌坏了你吧？”她说：“瞎扯什么呀？有空调嘛，不铺这个铺什么？”她打开空调，问人家凉不凉快，舒不舒服？那些女人便吱吱喳喳地鬼笑，说：“怪不得呢，敢在这样的日子结婚，原来有准备的。”又露骨地说，“你让他这么凉快了，你能受得了呀？”她由人家说，把我扯过去向人家介绍说：“这是我老公。”然后她做出羞涩的样子，抿着嘴小声地笑。
那台春兰牌窗式空调大约是南城最早（或比较早）的空调，为了买这台空调她犹豫了许久，最后还是下决心买一个。虽然她有两个店面，但她说挣钱不容易，一台空调三千多，这还事小，关键是费电。她按每晚平均七度电算，六七四十二，一个晚上就是四块二。所以在决定要买一台空调时，她的额头上都挤出了皱纹。她又是抱怨又是幸福地说：“还是买吧？这么热的天，坐着都出汗，两个人在一起怎么受得了？我一想起你那副又凶又急的样子，就觉得非买一个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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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十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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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又凶又急指的是在宾馆的那一次，那一次她印象很深，她就是为这个买的空调。既然有了空调，闷热的夏夜就变成了凉爽的春夜或秋夜，就不会大汗淋漓，不会缩阴也不会缩阳，就应该好好干活，不遗余力地干，全心全意地干，心无旁鹜地干。干不好就对不起空调，对不起一晚上四块二，对不起她，就是心不在焉，心里在想别人。她就是用这件事来测验你的。离过婚的女人就是有这种绝主意。
她的房子是她离婚后买的，平常的三房一厅，只有我们这间房里装了空调，其它的房间包括客厅，都是电扇。她妈带着她儿子在北房，也是一台吊扇。她妈对她说：“天气这么热，我一个老太婆不要紧，让你儿子跟你去睡吧，你看他也在长痱子了。”但冯丽却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她耸着眉心说：“这怎么行呢？不行。”她妈的神色便有些幽怨，说：“他那么小，能碍你们什么事？”她瞪着她妈，“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哪头轻哪头重？没买空调不要过了？”
应该说冯丽不是那种时刻都想要的女人，在性事上她很正常，她要求的是一种标准。我干的活必须符合这个标准。如果我懒心惯意像温呑水似的，她就会忧心忡忡地问我，“腻啦？”然后又幽幽地说，“我知道你很快就会腻的。”这时候我一般都不说什么，对于我来说，谈不上腻或不腻，不相干。
其实在一开始我干得还挺像样，我很愤怒，虽然我愤怒得莫名其妙，但我发现愤怒也能干好活，我用力搓着她的胸脯，像刽子手行刑一样对付她，把她翻过来倒过去的折腾。她身上的痱子已经死掉了，皮肤又变得白皙光滑，并且在迅速地圆润起来。她一点也不怪我折腾她，她认为我折腾她就是对她有兴趣。她的道理简单实用。为了这个简单实用的道理她可以逆来顺受，把自己当成一块砧板上的肉，哪怕你咬牙切齿满面狰狞把她当妓女一样蹂躏，她也毫无怨言。她怕的就是你不这么干，你不这么干就是不喜欢她，就是腻了，厌了。我干着干着便感到了一种悲哀，莫可名状的却是很深刻地悲哀，我说不清它从何而来，只感到它像冰凉的潮水一样，转眼之间就将我淹没了。我从她身上滑下来，悲哀地躺在床上，看着那台嗡嗡轰响的空调，心想我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就像个从前的佃户，为了吃饱肚子，只好不停地挥着一把锄头，在地里瞎锄一气。
她撑起身子看着我。她的眼睛在灰暗中泛着一种黏湿的光亮。她问我：“累啦？”我不吭声。她又问：“要不要把空调开大点？”我说不用。她还撑在那儿，说：“你好像心里不高兴，为什么呢？”我说：“我没不高兴，我就是有点累。我不行。”她吃吃地笑了起来，亲我一下，光着身子跳下床，窸窸窣窣地翻一阵子，翻出一支蜂王浆，用小沙轮片喳地一声切一圈，又一敲，插一根吸管，俯身站在我面前，把吸管对着我的嘴，很甜蜜地说：“吸吧。”
我说：“不用。”
她说：“这是给你补呢，吸吧，吸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脸上都是没有表情的，喜怒哀愁跟我都不沾边。我的脸就像一块板结的土地，什么草都长不出来。可是在这个夏天，有一棵草钻出来了，这棵草的名字叫做悲哀。我把悲哀挂在脸上了。
我不知道冯丽看没看见我的悲哀，有一天她忽然对我说她发现了一个问题。“你从来没笑过，从我认识你到现在，没见你真正笑过一次。”她耸着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