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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她骨子里还是不愿跟我结婚，她巳经很讨厌我了。然而出人意料的，她又会突然跑到我那儿去。这样的事大约有过两次，两次都是晚上十点以后，她轻轻地敲我的门，轻得只让我刚好能听见。我开门后她便飞快地闪进来，带着一股风，像做贼一样。我真搞不懂她。我当然希望她来，她越是这样，我对她的欲望越是强烈。
但我确实拿不准我们会不会结婚，我心里没底，一点底都没有。不过我还是叫人把我那套一室一厅贴了墙纸，买了一张双人床和两条大被子，又买了些枕套被套垫单什么的。在这方面我完全外行。我只有一个想法，不管结果怎样，我都要作好准备。只要余小惠愿和我结婚，我便立即和她结婚，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没有理由在这桩婚事上讨价还价。
本来我可以请我妈帮我操办这些事，可那天回家我还没开口，我妈王玉华就情绪激烈地跟我说她自已的事。显然她不知道我的事。差不多全城都知道的事，王玉华却不知道，可见她是怎样深深地陷在她自己的事情里边。她的事总是和我父亲徐文瑞有关。她嫁给徐文瑞不到一个月，徐文瑞就做了右派，她作为一名代课老师，眼看到手的转正机会也泡了汤。她因此恨死了徐文瑞，也恨死了徐文瑞让她怀了我。她一直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个孽种打掉？结果犹豫来犹豫去，最后还是在一个雨季里把我生了下来。因此我的生命比别人更多了一层侥幸的成份。小时候我常听她说，我怎么会把你生下来了？说这话时她总是怔怔的，似乎还没有回过味来。虽然她和徐文瑞后来还是离了婚，但她的境况却一直没有好起来。而我父亲徐文瑞摘帽以后就像一棵枯木逢了春，一个本来蔫不拉叽的人一下子鲜活起来了，经过几年苦心经营，成了一个什么速记学会的会长，到处讲学，并且在师院谋了个客座教授的头衔。他不但有了事业，还收获了新的爱情，那女人据说是个政府里的副科长。
王玉华看不见我心不在焉，她坐在我们扁担巷老家窄小灰暗的屋子里，满怀幽怨地说：“什么副科长？不过是个四十来岁的寡妇罢了。”她嘴边有一道短短的、年深月久的皱褶，生气时皱褶就会变成一个凹坑，现在这个凹坑又出现了。她两眼直直地看着我，“你给我说句公道话，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跟他离婚是为什么？是不是为了你？可你是我一个人的吗？难道他没份？现在他倒好，又直起腰来啦，就把过去丢得干干净净啦，和别人打得火热啦……”她忿忿不平，怨气冲天，但她说着说着忽然不说了，疑惑地问我，“你在听吗？”
“嗯？”我说，“嗯。”
“你会为我说句公道话吗？”
我说：“嗯。”
“你脸上怎么有一块青？你摔跤了吗？”
“嗯。嗯？”
“你怎么老嗯？”她厉声说，“你在敷衍我！你嫌我烦是吧？你讨厌我是吧？可这种事我对谁去说呢？我不对你说，我对谁去说呢？我只有指望你啊，我这样一个女人不指望儿子你还让我指望谁呢？可是你却敷衍我！”她激动得站起来又坐下去，但目光却始终对着我的脸，“你听都没听，嗯啊嗯的，你敷衍谁呀？我不是你妈吗？你看你一副心不在焉神不守舍的样子！”
王玉华又哭了起来。她在我面前老是要哭。她变得特别爱哭。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怎么跟她说我的事？怎么跟她说余小惠？我说：“你不要哭，你哭什么呢？”她骂道：“你说我哭什么？我怎么能不哭？我指望谁？你叫我指望谁？”
…
《别看我的脸》第四章（5）
…
我不知道王玉华能指望谁。我只知道，除了我自己，我谁也指望不上。好在现在商场的服务特别热情，你只要说买什么，做什么用的，他们便会头头是道，跟你说得一清二楚，让你一点也不感到为难。我就像燕子衔泥一样，一点一点的把结婚所需的物品买回来。我连当尿盆用的痰盂都买了，是那种带一朵大红花的盘口痰盂。我挑痰盂时，人家说脚盆买了吗？我说那就买一个吧。人家又问，用水的盆子呢？我说用什么水？那是个白净的三十多岁的女人，侧过脸去笑了笑，自作主张地给我挑了一个，粉红色的，盆底用工笔画着几根水草和一条鲜活的鲫鱼。她说你别问那么多，只管买回去，没错的。
单位同事见我不断地买东西，便问我是不是要结婚了？新娘子是谁？我不知道他们这么问是好意还是恶意，所以我总是含糊着支吾过去。我说还早还早，丈母娘还不知道生出来了没有，我哪知道新娘子是谁？
现在看来，我在结婚这件事情上的谨慎是对的，否则真是无法收场。就在我从商场抱着两个鸭嘴暖瓶回到宿舍后不久，正点着煤油炉准备给自己下面条时，余小惠的弟弟余冬来了，一看他姐姐不在我这儿，便板着脸问我知不知道他姐姐去了哪里？我说我都两天没见到她，我怎么知道？余冬扭头就走。我追出去，问他怎么回事？余冬劈面揪住我的领口，用有一层薄茧的大拥指捺住我的喉结，把我顶在楼道墙壁上。余冬在商业局开车，身上有一股机油味。他长得不像他姐姐，他五短三粗，脖子像一截桶一样。我看见像桶一样的脖子上突起了一棱棱青筋。
“姓徐的，你听着，”余冬压着喉咙，声音不大，“我早就想动你的手，现在我姐姐不见了，要是她有点什么事，你就准备用篮子捡骨头吧！”
余冬下楼后，我靠在墙上发了一会儿愣，然后便往老铁街跑。余冬还没回家。余小惠妈妈看见我又骂臭流氓，而且大着嗓门，骂得毫无顾忌。老余也不管她了，由着她口无遮拦大声寡气地骂我。老余的样子非常沮丧，垂着脑袋坐着，长吁短叹。我问他们是什么时候不见了人的？老余说上午他去单位开离退休干部会，她妈妈买菜回来就没见人了，以为去你哪儿了，刚才收拾东西，才发现她把自己的衣服什么的都带走了。我说她有可能去哪儿呢？老余说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又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谁知道呢？”
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我甚至不敢看他们的脸。这都怪我。我确实欠揍。我抬手便掼了自己一巴掌。我还能怎样呢？只有给自己一巴掌。老余抬起头，吃惊地看着我，嘴唇翕动着，但我听不见他说了些什么。我耳朵里全是刚才那一巴掌的声音，咣咣的，一波一波地放大；接着我又感到嘴角里有热乎乎的东西往下流，伸手抹一把，才看见是血。
…
《别看我的脸》第五章（1）
…
余小惠真的走了，离开了南城。她还是恨我，她真不愿跟我结婚。可是，天下这么大，她究竟去了哪儿呢？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就那么走了。我厚着脸皮跑到剧团去，心想她总有平常玩得好一点的同事，或许他们知道。我在办公室没看到人，那个办公室总是空荡荡的。我又去练功房和排练场，也没看到人，只看到了几只快活的麻雀。我便跑到宿舍楼一家一家地敲门，问知不知道余小惠去了哪儿？人家一脸愕然地反问我，她去了哪儿？
最后我还是在陆东平那里得了一点消息。其实我怀疑过这个矮个子武生，但我又觉得他没有理由要害我，他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干呢？
陆东平就住在余小惠隔壁，正在睡觉，他近来总是一副缺觉的样子，把嘴张得很大，蔫蔫地打着呵欠，哑着喉咙说：“你去找团长吧，听说他那儿有她的一张纸条。”我又说团长呢？刚才我敲门他家里没人。陆东平说：“这时候你还能在家里找到他？到他老婆店里去找吧。”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团长，团长正在搬一只纸箱子，纸箱子里全是电器开关。他满脸油汗，在口袋里左掏右掏，掏出了那张纸条，“这张条子她还是托别人转给我的，我哪里知道？”他后面小店里的一个女人在叫他。他笑笑说：“没办法，要过日子。”他弯腰抱起纸箱子，像一只磨盘似地磨进店里去了。我站在那儿看纸条。在这张皱巴巴的纸条上，余小惠鬼画桃符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走了，算长假还是自动辞职，随便。
团长忙完了又跑出来。我把纸条还给他。他把纸条夹进一个卷了边的小电话本里，很小心翼翼的样子，使人觉得这张纸条非同一般。
后来我在广场纪念碑下呆呆地坐着。南城的广场总是热闹的地方。四周全是车。几个女人和孩子在那儿喂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