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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光料到会有激烈反应的，这也是他的目的，但洪冶刚如此猛烈的指责，还拍了桌子，就多少有点出乎意料了，他一时也失去了控制，把先前制定的不跟对方吵只跟对方讲理的对策忘到了脑后。他也将桌子一拍，猛站起来说：“我就说鲁迅，怎么着？如果你是耳朵背那我劝你先去医院治治耳朵，治好了再来跟人说话。”
“什么，跟人说话？吓，白崇光，你能叫人吗，你不过是一头劣等动物，是个畜生。”
白崇光想都没想，拿起面前的茶杯就朝洪冶刚砸了过去。洪治刚一闪身，杯子在他身后的墙上砸出咣的一声。白崇光见没砸着，便一脚踩上坐椅，一脚上了桌子，想从桌子上扑向对面的洪冶刚。边上的徐景升见势不妙，急忙一把拦腰将他抱住，劝道：“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会场便有些骚乱了，一批人指责白崇光：“贾破志打你，你是怎么说人家的，现在自己却动手了，像什么话，你又有什么资格批评人家贾破志？”
另一些人则指责洪冶刚：“都是文化人，怎么却像粗野的俗人一样骂大街，侮辱人，你还是个文学前辈呢！”
洪冶刚说：“我快被他气死了。”
主持人谭谈说：“气死了也不能这样伤人。”
别人提到贾破志，白崇光这才十分后悔，这事如果闹大了，那等于自我否定了当时对贾破志的那些指责。这段时期他虽仗着那股势头有点横，但想到自己的前途，却是飞快冷静下来说：“对不起大家，我有点失态。不过大家说说看，他骂我是畜生，我想请问，你们如果听了这话怎么想，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话说得倒也在理，大家便不是很指责他了，只要他冷静，坐下来好好说。又劝洪冶刚，自由讨论，畅所欲言，只要不反社会主义，你凭什么这样粗野地压制他人的言论？洪冶刚自然也知道自己不对，气消了一点，摸着胸口说：“我感觉我的心快要被人挖去了。”
谭谈又说：“挖了心也不能侮辱人。我的气愤不在你之下，怎么却可以没有动静？”然后又指着白崇光严肃地说，“你对大师也应该有起码的尊重。就算鲁迅的文学有什么缺陷，也不至于说就坏吧？小伙子，你懂坏这个词的意思吗？说话就跟写文章一样，用词造句得非常讲究，别太随心所欲了。”
白崇光平静地回道：“我怎么想就怎么说。”
“你不懂文学，所以才怎么想就怎么说。真正懂文学的根本不敢随便开口，尤其对大师的否定，那是慎之又慎的事。你懂鲁迅吗，你研究过鲁迅吗？”洪冶刚喘了口气，喝了口茶，说道，“如果用你的这个所谓‘坏’的概念来说事，那真正坏的是外国文学，正是因为有了那些外国文学的进入，许多一贯崇洋媚外的人把外国文学捧到天上去了，就把中国文学搞乱了，抛弃了我们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完全以外国的标准为标准，这样一来，当然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你这是一种典型的夜郎自大的心理，总觉得自己的东西好，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被别人远远抛在了后面。就像当年的满清，以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无需跟外面通关经商，就闭关锁国，结果怎么样呢，一旦真正交手，大败亏输。最让人感叹的是在输得一败涂地之后，居然还有人认为应该继续闭关锁国，中国依然是最好的。这种夜郎自大的心态已经深入了我们民族的骨髓，可笑啊，真正可笑！”
“你这套在政治上说得通，文学上就说不通。绝不能说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失败了，那文学上就也失败了。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有了政治的苦难，才会有文学的辉煌，才会诞生鲁迅这样的大师。自古以来，不管是从大的方面来说还是从小的方面来说，文学的状态和政治经济的状态都是相悖的，穷而后工，概莫能外。”
“我不知道你是无知还是有意歪曲事实，穷而后工的例子是有很多，但富而后工的例外也不少呢，什么概莫能外！不过我不想跟你讨论穷富的问题，这跟文学没什么必然联系。就事论事，我只知道尊重事实，事实是什么呢，那就是国外的月亮就是比我们中国的圆。我知道有许多人从感情上没办法接受，但我仍要这样说，因为我觉得不把我看到的事实说出来我于心有愧。”
“背叛传统背叛祖宗，你就于心无愧啦？”
“背叛传统算个鸟啊，我们连孔老夫子的牌位都打倒过，还有什么传统不能打倒的？”
洪冶刚咬牙切齿地指着白崇光说：“白崇光啊白崇光，你真是无知呢！我们是曾理直气壮地背叛过许多传统，但现在来看，做对了几件事？不给女人缠小脚，做对了，邓小平搞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做对了，推翻皇帝，也许做对了，然后呢，还有吗？其他的事，我看无论对错，都应该重新评估。你的意思是我们曾经打倒了孔夫子，所以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背叛传统，是吗？我的天啊，这样看来，你比英法联军还要恶毒一百倍，因为圆明园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里所占分量不就相当于百分之一的样子吗，甚至还不到百分之一，那你的恶毒也就不止一百倍。”
“你骂我是英法联军，我不生气。我只是为真理叫屈，只要跟传统碰到一块，真理就总是受气。没办法，真理在中国就是这种命运，实际上我连气都不该生，因为对这种命运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我们现在对真理的追求，其价值可能无非是体会一下言论自由带来的快乐而已。”
“这你算说到点子上了，你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何曾有什么更多更大的责任心？为了你的从西方廉价买来的所谓狗屁言论自由，你是从来也不怕暴殄天物的，也以为不存在什么天谴。但我告诉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种因果报应是真的靠得住的，我劝你最好还是悠着点，免得最后遭了天谴。”
“你这种人，思想僵化，病入膏肓，无药可治。”
“你这种人，自以为是，狗屁不通，不可理喻。”
立刻又有人指责洪治刚出言不逊。白崇光便冷笑一声说：“失去理智的谩骂就是心虚。”
洪冶刚撅着嘴说：“你也配叫我心虚！”
这两人的情绪始终不能真正冷静下来，又都有几个支持者阴一句阳一句的骂来骂去，讨论会就开不下去了。谭谈左挡右劝，始终不能维持局面。他担心双方再度爆发激烈的冲突，就提前宣布散会。
写文章是各说各话，只要稍稍懂点诡辨的伎俩，再加上文笔不错，一般在论战上就不容易吃亏。但面对面的论战或者骂战就不一样了，不仅需要有敏锐的反应力和出众的口才，更重要的是还得有雄厚的文化积淀。前两项白崇光都不输给洪冶刚，但论文化积淀，就不能跟洪比了，所以在讨论会上的那场骂战明眼人都知道他是吃了亏的。文坛上就难免有人议论。有些话传到他耳朵里，他心里自然很不爽，就想用写文章的方式捞回来。可一来他已经感受到了洪治刚的力量，再不敢小瞧人家，二来在会上自己非但没讨到半点便宜，还留了一个很大的污点，那就是用杯子砸洪冶刚，这事要是传开了，对他的名声肯定很不利，现在人家大概是因为嘴巴上占了一些便宜，所以没想提这碴，可他如果非要还跟他们较量，就难保没人提了。思来想去，只好忍一口气，算了，以后有机会再报复吧。于是他便把一腔怒火都发到了贾破志身上，那个家伙不仅告了他，现在更是不依不饶，把楚湘晚报都告了。法庭会怎么判他不知道，但趁还没有开庭，他必须再拿贾破志练练手。恰好这时又有一个人跟贾破志过不去，要和他联手斗贾。
此人叫贺庆章，是师大中文系的一个教授。他写了一部书，叫做《石破天惊捡破字》。贾破志前两年出了一本散文，影响很大，据说销售了十几万册。可里面有许多错误，历史方面的，哲学方面的，思想方面的，甚至还有常识方面的，应有尽有，大大小小有一百处之多。对于这样一部书，教授实在不忍卒读，可看到它居然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心里自然有些想法，就写了这部书。有人说他是想借白崇光的东风捞点油水，十足的乘人之危，不是君子行径。这实在是冤枉了他。这部书早在白崇光文章出来之前就写成了，只是他找了好几家出版社，都因人家顾及到贾破志的大名不敢出。后来见一个无名小卒居然都敢跟贾破志放对，他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就跟贺庆章联系，这才把书发出来了。贺庆章受了这个不白之冤，心里很不痛快。他是个规规矩矩的文人，批评贾破志是因实在看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