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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那一刻王鹤摆出了一副特别伤感的表情，一边喝着水壶里的饮料，一边凭吊故人赵甜甜，也就是那个和我同同月同日生的姐们，此人以于半月前转走去了大西街小学去读学前班。提起他我和张山山的心中一阵愧疚，当年我和张山山这小子穷极无聊，于是便弄了一盒清凉油，将托儿所院子里晾的衣服裤子上都抹上了点这东西——其中有一条裤衩后来经证实就是她赵甜甜的。可以想象，当她穿上这条被我们加了“佐料”的裤衩将会是多么的难受。虽然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做的实在是不太地道。在我的一生之中，每次毕业我都会留下一点点遗憾，举个例子说：在我高中毕业那会儿我就后悔没有把某位美女搞上手，当时明明有大好的机会摆在面前，可惜自己因为在暑假的时候把全部身心都投进了CS这项伟大的活动之中，对于这位美女对我发出的多次约会邀请都当场回绝，没有抓住这一大好时机，结果害的我现在成天只能用“青春无悔”这句话来安慰自己。而当年托儿所毕业的时候，我最大的遗憾却是：他妈的，发给我的水壶居然是漏的。
托儿所的阿姨们也和我们洒泪告别。在照集体照之前，托儿所还给我们每人发了最后一件纪念品——乙肝疫苗。当时不少的家长们都在场，所以阿姨们不敢使用平常里惯用的强行注射的手段。面对这些可以说是宁死不愿打针的孩子，阿姨们只好用“勇敢的好孩子”这个称号来悬赏招募自愿第一批去打针的敢死队员，做为其他不愿打针的孩子的榜样。当时我第一个站了出来。王鹤、王鹏、张山山、刘臣几人随后跟进。后来我们的一位家长（这里我就不点名批评她是谁了）回忆我们的这一壮举时说，“我在托儿所的时候，就看出来你们几个都是潮种。”潮是我们这的方言，具体是什么意思我也说不太好，我觉得可能就是沈阳人所说的“膘”在加上锦州葫芦岛人所说的“的儿”（此为意音，意为男性的睾丸）二合一，就是“潮”的意思了。据说在吉林那边也有人这么说，外地的人要是头一回听见的话肯定不知道这是骂人话。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山东的哥们就曾犯过这样的错误，当时他狂追我的一位朝阳老乡，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我的那位老乡根本不领情，在他的死缠烂打之下，那位美女终于恼羞成怒，在大庭广众之下指着他的鼻子用标准的朝阳话骂了一句“你潮啊！”这哥们挨了骂还不知道，反还以此为荣，到我面前炫耀说“我那口子（此称呼全世界只得到他一人承认）今天夸我了，说我潮！”。当时我听了差点没笑死，害的我还得废半天劲给他解释 “潮”字的意思，以免他在闹出类似的笑话。
出了托儿所就得上学前班——当时我们都叫“育红班”，据说这是文革留下来的名字，一直用到现在。上了育红班，那就等于“一只脚跨进了小学，就是一个大孩子了”，我们的父母如是教育我们说。但是，我却没看出来我们究竟大在那里，在我看来育红班绝对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存在，上育红班的和那些小学三四年级五六年级甚至是一二年级的孩子们相比是小不点，而要是和托儿所那些肩膀上别着手绢出门还要拉着绳子走的孩子相比，我们绝对是大哥大。这种身份使我们在犯错时在不能受到托儿所孩子的待遇，轻易被大人们原谅，因为我们是上了学的大孩子了，同时，我们也不能融入那些真正的小学生当中，因为，我们只是在上育红班，“还不是真正的小学生呢”。
1989年的那个夏天我家做为拆迁户，落实政策分到了一栋两室一厅的楼房。我上育红班的时间也因此被耽误了几天。搬家前几天，周围那些还没搬走的远亲近邻纷纷来我家祝贺乔迁之喜，顺便像我家要一些不宜带入楼房的东西，如鸡笼子、狗食盆、大号花盆以及装在笼子里的鸡、用那个狗食盆吃食的狗、和长在那大号花盆里的石榴树。其中，那条狗的送人让我伤心了好久。
那狗名曰“冬宝”，意为我魏冬冬的宝贝，与《编辑部的故事》里葛优扮演的李冬宝没有任何关系。我当时很喜欢那条狗，因为它是陪着我长大的。我有什么东西都和它一起分享。那是我的宠物，虽然说大了些，在那时我几乎几乎拿它当马骑。此狗血统高贵，其母是德国原装立耳黑背，父亲更牛逼，是真正的内蒙古草原狼。继承它父亲的血统，这狗凶悍无比，半夜眼放绿光，咬人专咬脖子。而且这狗只对我家人忠心耿耿，对待外来生物毫不留情。我一生之中挨过三次狗咬，前两次都是它替我报的仇，将咬我的罪狗毙于牙下。此狗当年咬便凌源英雄无敌，颇有一些名气，曾只身与酱油厂的六条本地土狗激战，最后咬死三只，重伤两只，只剩下一只落荒逃走，而自身毫发未伤。后又与分局房产科的一条军犬单挑，在付出一条腿被咬伤的代价之后，将那条军犬咬成了高位截瘫终生残废，生活不能自理。本来我家要将此狗一块带到楼房，无奈居委会小脚侦缉队的广大队员们集体不同意，说上头有文件，不准在楼房内养狗。尤其是对我家，更是三令五申。无奈之下我家人只好忍痛将狗送人。那狗在离了我家以后不吃不喝，成天趴在窝内哀鸣，最后竟然被一二流子看上，半夜以后给勒死炖着吃了。知道消息以后当时就把我气了个半死，从菜板子上拖了一把菜刀就要去找杀害我家冬宝的凶手去拼命，给它报仇。结果被我爸抱住，将我臭骂了一顿。自此以后直到高中，我都没在吃过狗肉。
后来勒死我家冬宝的那个二流子也没有好报应，95年因为饮用假酒过量，最后导致酒精中毒而死在了酒桌上，因此我无比感谢那些制造假酒的同志，因为他们替我家的“冬宝”报了大仇。
当年和其他有远见的人一样，我的父母已经清楚的认识到未来将会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到时文凭对于一个人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分房评职称将会产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造原子弹的收入终究有一天会超过卖茶叶蛋的，而且是远远的超过。这一点其他大人也都深有同感。即使时那些没有我父母那么高远见的也都希望让自家孩子早点上学，因为早上学即意味着早工作早领工资——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好处。因此在子女上学的问题上，我们的父母无论是智者还是愚民都一直达成了共识。
和入托一样，对于家长们来说，我们上学也是一件颇让他们费心的事情，甚至比入托还要难办。虽然中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让那所小学来尽义务还说要好好研究研究的。上学不比买手纸，差一点也可以将就用，这可是关系到自家孩子一生幸福的大事，和结婚娶媳妇是同等的重要——挑差了都要倒霉一辈子。
一开始我的家人本打算将我送到劳改分局下属的子弟学校红卫小学，也就是我父母的母校。要是在文革以前，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年这红卫小学在凌源也是一代名校，无论学习文艺还是体育等各方面都是拔尖。正因为如此，在十年浩劫中这学校里的红卫兵们在文攻武卫斗私批修方面也不甘落后。因此这里也就成了重灾区，停课闹革命那会全校上下被打的没有一块完好的玻璃。百分之六十的优秀教师被打倒，剩下百分之四十的教师则参加了造反派，负责打倒另外那百分之六十。文革结束之后，原来的优秀老师或是被关进了牛棚，搞得一辈子都不敢教书，或是造已经跳槽改了行——我们托儿所的那位辅导员就属于这种例子，还有两位因为受不了被自己的学生施以革命专政，已经“自绝于人民”了，剩下的就只有一帮客串的原红卫兵革命小将们在那里继续教书育人。
我在红卫小学育红班试读了几天，就是这几天使我的父母认识到让我在这里念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这其间我成天跟其他的小朋友武斗不断，几乎天天回家身上都带着几块伤，要么就是身后跟着几位被我殴打致伤孩子的家长。家人认为我这是受了四人帮遗毒的污染，为防止我日后篡班夺权惹出大祸，于是我的父母果断的将我转到了南门外小学。南门外小学属县里管辖，“理论”上不招收分局系统的学生，因此我当年去南门外小学“靠窑”（注：当年土匪黑话，意为入伙，加入）还颇费了一番周折，但是理论终究是理论，虽然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