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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一再说到的“至诚”。有了这份虔诚，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
１９５９年，我开始注意到一个叫“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团体或小组。在精神或思想上，我好像也加入了这个小组。
它的领导人是石里克，早年学物理，是普朗克在柏林的学生。整个团体成员有十来个人，学的专业多半是数学、物理，也有经济学家。他们的兴趣是科学的哲学（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在我６年北大时期，“科学的哲学”是一个关键词。拿掉它，我的世界观便会轰隆一声坍塌，至少会严重残缺。“维也纳小组”有个特点：不定期在维也纳一家叫“中央咖啡馆”的地方聚会，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讨论哲学问题，人数不等，五六人，或七八人。指导思想是马赫的哲学。
当年参加咖啡馆神聊的有哥德尔，后来去了美国。在当代逻辑学中的地位，人们常把他同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相提并论，说他是“２０世纪最有意义的数学真理的发现者”。
１９２４年“维也纳小组”开始以文会友。１９２６－１９２８年，哥德尔有时去参加有关数学、物理学基础的讨论。“维也纳小组”也在一家“拱廊咖啡馆”相聚。当时我多么羡慕这样一种自由讨论的环境和气氛！我希望北大附近也有这么一两家咖啡屋，即使是一杯清茶！
比如不同系和专业的学生、助教、讲师坐在一起，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自由发表言论。如果这是当年北大、清华、南大、复旦、浙大、交大和武大……的现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出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但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反右后的北大和全国高校，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咖啡屋或茶馆！
主要原因当然不是物质条件。（并不要豪华的室内装潢和上等的咖啡。只要几把椅子和几张桌子，外加几杯茶水）全部原因是不允许有这样开放式的、自由思想的讨论和聚会！
北大６年，我觉得最遗憾的事情之一是学校附近（比如海淀镇）没有一家供学生和年轻助教自由讨论的咖啡屋或茶馆。写小说、拍电影可以反党，茶馆和咖啡屋也会隐藏着这种反革命团体的危险——笑话！
卡尔纳普（Ｃ．Ｒ．Ｃａｒｎａｐ， １８９１－１９７０）也是“维也纳小组”成员。他有本成名作特别吸引我：《Ｄｅｒ 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Ａｕｆｂａｕ ｄｅｒ Ｗｅｌｔ》（世界的逻辑结构），１９２８年。
光这个书名便让我热血沸腾，就像贝多芬的《命运》和《第五钢琴协奏曲》让我激昂慷慨，让我惊叹“天地人”：“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
什么？世界还有逻辑结构？！
我倒要看看！好奇心和对世界的惊讶永远是最最好的导师。一查目录卡，图书馆又有收藏，而且还有他的《科学的统一》（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３４年；《概率的逻辑基础》（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９５０年。
读这些书，对于我，就像过狂欢节。这是精神上的、世界观的狂欢节。更妙不可言的是：白天读这类书（即便不完全懂，只能看懂一半或三分之一），晚上又去朗润园欣赏海顿、勃拉姆斯和肖邦。肖邦一些小夜曲是甜美的忧伤、淡淡的哀愁（比如作品第９、１５和２２号），掏心揪肺，属于尘世的白日梦幻。
当这梦同世界的逻辑结构相碰撞、相交汇在我内心的时候，我的满足感是难以言表的。还是陶渊明那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大学６年，我经常有这种情况）
事实上，人生在世有些事物和意境是很难用语言文字说出的。语言文字有它的局限性。
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当年德、英文的术语“基础”、“起源”、“结构”、“原理”最能引起我的共鸣——这正是内心的“世界哲学情结”。这才是叫开哲学王国大门的“芝麻芝麻，开开门”！
二、 中国哲学智慧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这两年对我一生的成长是决定性的。从各个领域涌来许多信息，而且是属于世界一流，连二流都没有。我几乎要得“消化不良症”。
我只有充分利用一切时间。睡眠时间很少。洗衣服更顾不上，于是发生了几件衣服浸泡在脸盆长达一个月、水面上生出了一层绿色的微生物、发出一种臭味的事件。我只有对不起那几件衣服了。我牺牲了它们，缩短了它们的天然寿命，没有物尽其用，为了形成我的世界观，为了一搏，为世界观而搏。
有什么办法呢？每天２４小时是个常数。
星期六常有政治大报告，不得缺席。班级指定在一个地方，集体听，各自带自己的小方凳子。内容无非是“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一类的热昏胡话。我低着头，好像在专心听。其实在走神，想心事，琢磨、消化我这一个星期读到的“结构”、“原理”、“法则”和“基础”……
都是情人，又都是妻子（4）
班级常有学习批判会，争论教学改革，辩论什么是“又红又专”。我心里早有定论：全是他妈的扯蛋！
每个人都在演戏。至少我在演。大多是心口不一。都有一个假面具。有人扮演左派角色，有人居中，我只能偏右，但又不能太右，否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学会了把握分寸或尺度。有时也暴露几句对“三面红旗”不理解的“活思想”，然后遭到一阵批判，我只当他们
放屁，耳边风，从不往心里去。我知道什么东西该往心里去。在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些世界经典和名著（包括西方古典音乐）。这是一道长城，坚固的防御体系，凡是不符合真善美的东西休想入侵，休想进入我的内心。我知道，凡是值得往心里去的，我可以卖掉裤子和毛毯。一旦有了这个标准或价值观，便宣告我开始走向成熟了。
在学习批判会上，我照样可以想我的心事。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是我多年炼就的一点功夫。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莫过于思想。思想能管得住吗？思想能约束得住吗？
“你不许往那里去想！”
能下这样的命令！这样的命令能生效？笑话！
一个人的思想是最自由的！
不错，强权、权势可以把某人关进大牢，但他的思想、观念照样可以推理，海阔天空！因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朱文公文集》）不过中国哲学这个气魄很大的命题如果得到“实验加上数学”的支撑便会很有力量。
知识＋智慧＝力量
１９５８年秋天之前，我从没有正式接触过中国哲学。那年秋天，开学不久，我读到１９４９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 写的一本论述物理学和哲学的书（英译本）。在书中，他引用了庄子一句格言。
当时我对这句格言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或叫嗅觉，感到此中有真意。于是从《庄子》中查找原出处。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共十个汉字，呈诗的结构，从此格吱一声，推开了中国哲学宝库的大门。
在《庄子》的“外篇”，我还读到：“天地有大美”，“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命题。
比较一下，还是“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这十个汉字更为言简意赅。关于庄子这句格言大训，我想说出以下三点：
１． 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学者估计被这十个汉字照亮内心世界的不知有多少。我只是其中一个后学者。一开始，我就把它同现代西方数学、物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所揭示出来的规律（即“天地有大美”）结合在一起。
“圣人者”即大数学家、大自然科学家。
２． 十个汉字的醒世恒言是个伟大的空筐。要用现代科学成就去填它。永远不会有填满的时候。不填，空筐的意义和价值就不大。
３． 黑格尔说：最初的哲学是潜在的、内容贫乏的、抽象的、尚未高度发展或展开的。（《哲学史讲演录》）这话的实质，按我的说法，就是“空筐”的意思。
庄子那个时候对“天地有大美”不可能有很深层面的感受和把握。也不可能很具体，也不知道热力学两大定律、量子论和相对论。凭借他的哲学直观、猜测和对世界的敏感，他提出了十字大空筐，是他的天才。
庄子作为思想家的级别，和古希腊哲学家一样，均属于世界级，属于一流。
他这句醒世恒言影响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