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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周末，凌晨一点时，往新宿车站赶去乘坐末班车的人流开始减少，人行道上的行人已寥寥无几。
我定睛看地面上是什么东西？结果—— 一个男人正躺在那儿，身下开始流出鲜血，一动不动，如果再早上半个小时的话，恐怕就和底下的行人相撞了。我一下子想起了几年前企图自杀跳楼的那位风俗店小姐智子来。我赶快跑向躺在地上的男人身边，他却用两只胳膊支起了身子。
“快打电话！”
他叫着，慢慢爬起来，右腿流着血。他拖着这条伤腿一点一点向前移着站起来，仰面注视着上面的楼层。
那层楼上贴着一幅巨大的广告，上面写着：
“好去处会有好事发生歌舞伎町信息中心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的感受”
在二三楼之间的一张色彩鲜艳的广告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从那个大口子里冒出了股股浓烟，但却看不见火焰。从大楼里接着又发出一声沉闷的爆炸声。
第六部分：樱花下的血战一种新生活的起点
可能是被这浓烟吸引了注意力，一辆巡逻警车已经开到了大楼附近，从里面下来三名警察。
那个浑身是血的男人的脸部痛苦扭曲着。他高声叫道：
“快救火！里面全是人！”
他一边拖着伤腿，一边向大楼的入口楼梯走去，似乎想上去救人。两名警察上前制止了他，另一名警察用无线话机和总部紧急联系。
望着冒着黑烟的56号明星建筑，我感慨万分。
十二年前，1989年，这栋楼下开了歌舞伎町第一家“相亲交友俱乐部”，我就为它打工，在街头向行人发放广告纸巾，我的第二位妻子曾是那里当红的“诱饵”。我和她已经十一年未曾谋面，我也完全不知那个在我的第二段婚姻中出现的孩子现在何方。
在发纸巾的过程中，经常有一些来自中国各地的客人找我问路，由此，我想到了为来歌舞伎町的外国客人当“导游”——一切仿佛不久以前，事实上我却已走出了好远好远。
说起来，这座大楼实际上和我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是我在日本开始一种新生活的起点。
现在，这座大楼的地下分别是一家酒店和一家赌博游戏店。一楼是免费为客人介绍色情场所信息的“歌舞伎町信息中心”。二楼是色情按摩店，三楼是间麻将茶馆，四楼又是一间色情俱乐部。
我抬头远望，火势好像并没有蔓延的趋势，从楼下甚至看不到火光。但从那个缺口里掉下来的男人说，三楼、四楼里的情况比想象的要糟糕得多。接着，楼上又开始有人跳下来。是个男人。不一会儿，又跳下一个男人。
消防车来了，但歌舞伎町的街道太窄，不可能集中更多的水龙。等火被扑灭时，已经是接近清晨了。还在现场的人说，看到了被包裹的尸体一具具抬出，竟然数不过来。在早间新闻里，准确的数字是死了四十四个人，绝大多数死于浓烟中毒之后的昏倒、窒息。大楼的外表看上去并没有受到太大损失，很难让人相信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恰巧，这一天是日本的“防灾纪念日”。此后，大楼的前面经常看到有人摆上鲜花，然后痛哭，那哭声非常凄切，引得行人都心酸难忍。
唉，死者当中，有谁想到自己的生命就将在那个时刻完结？那些当晚从外面赶来的麻将迷也好，寻欢客也好，又有谁知道自己在走向死亡之路？生命真的是太脆弱了。
我在次日夜间也买了一束鲜花放在楼门边上，以寄托我的哀思。
就在那天晚上开始，一连多日，警察和各个新闻机构的记者都纷纷来找我这种歌舞伎町的熟面孔了解当时的情况。但是，问题提得越来越离谱，警察和记者轮番进攻，没完没了。当我看到名高时，我只想发牢骚：“我是不是应该在这附近召开一个关于这场火灾的记者招待会，把那些警察和记者都叫来？”
而各种街头小报、杂志、电视台都添油加醋地制作一些毫不负责任的报道。有一家杂志居然还断定这是一起放火事件，而肇事者竟被毫无根据地推测为中国人。中国人犯罪已经成为日本的社会性问题，所以一旦有恶性事件，立即有人想到“是不是中国人干的”。我对这些白痴般的日本荒唐媒体和露骨的歧视感到愤怒。
第六部分：樱花下的血战歌舞伎町发生的重大事件
最令我难以接受的是，连一些在日华人办的中文报纸也登出了完全捕风捉影的消息。在最终火灾原因尚未查清楚的情况下，有的中文报纸上却写下了“中国人放火”的报道。读到这种文章，简直让人忍无可忍。
于是，我觉得，我应当创办一份中文报纸，至少靠我的力量告诉社会，在歌舞伎町发生的每件重大事件的真实情况。
其实，在日华人办报的历史大概有十几年了，最初只有那么一两家，而且惨淡经营，几度濒临倒闭的绝境，后来突然出现了面对在日外国人的国际电话公司，他们的广告使华人报纸起死回生，然后便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十几家大小不等的中文报纸。到了90年代末，发展到了几十家。面对只有二三十万华人的阅读市场，这个数字实在有些过多了，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人前仆后继地投身“报业”，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报纸不是通过收取订阅费和零售收入来维持的，生生不息的中国餐馆、酒吧等才是报纸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歌舞伎町大大小小几百家的斯那库、中国料理店每个月向各个报社投入的广告费用蔚为可观，完全可以维持住几十家报社的经营。
我曾经认真考察过这些中文报纸，发现绝大多数的报纸属于滥竽充数的水平，不仅错字连篇，有的甚至连基本的语法也不过关。也许正因为这些报纸都是免费发放的，读者也就无从对编辑水平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凭我的文字水平和经营能力，我相信我办的报纸，无论在文字和经营水平上，一定可以超越现有的中文报纸。因此，面对这些并不强大的竞争对手，我要在市场份额中强行分一杯羹！
不过，我马上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仅仅在东京，已经有十几家中文报纸存在，大多是依靠广告收入维持。而我办报纸的初衷则完全是为了一种个人的理想。另外一方面，我缺少的是资金。虽然我的生意还算不错，但报纸的初创阶段开销也很惊人。此外，我还缺少办报纸的人手。
而且，当我提议办报纸的时候，最反对的是莉莉。
“你这个人怎么想出一出是一出？一会儿陷入赌博的游戏当中不能自拔，一会儿把积蓄全部花在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女人身上，这会儿又想到要办中文报纸了？报纸市场早就进入饱和状态了，哪里还能容得下你？还是脚踏实地地好好埋头工作吧！赶快抓紧时间存点钱起来才是正事。”
不只是莉莉，当听说我想办报纸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可是，和以前一样，困难再多，我也不能停住脚步。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会动摇。当初，我决定在歌舞伎町的街头开始自己的“导游”工作时，周围的人不是也说过同样的话吗？
想到什么，我就必须付诸行动，这是我的性格。我向金融机构贷了一部分款。到秋叶原买了二手的电脑、彩色印刷机，还有一系列必需品，价格都是很廉价的。我又说服了一家中文报纸的主编辞职跟我一起干，负责内容的编辑排版。再雇一名记者，加上我和莉莉，一共四个人，组成了最初的报社。而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拉广告。不管怎样，报纸看样子是可以出版了。
其实，只要利用一下我在歌舞伎町这么多年培养出来的人际关系，广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不想靠面子来讨钱似的过活。我连日马不停蹄地出击歌舞伎町以外的地区，东京都内的中国饭馆和中国人经营的公司是我的目标。
为此，我又买了几套“工作装”。办报纸可跟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拉客有着天壤之别，我的营业战略就是笑脸。这已经顺利通过了长年“导游”工作的考验，问题不大。再加上一些必要的礼节，还有谦虚的态度。
另外，必须给登广告的客人一个独特的印象，让他们一眼就觉得我的报纸值得登广告。除了报纸选登的文章外，还要在报纸的版面设计上下工夫。最初持反对意见的莉莉反而付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