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脱衣舞场“T”
新宿位于东京市的中心，东京最多的高层建筑、很多著名的大酒店都坐落在新宿。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国、中国等战胜国派宪兵对东京进行管制。战后日本经济复苏的头些年里，很多国民党政府派驻东京的宪兵，用手里多余下来的口粮换成现钱，然后在新宿购买土地和购建不动产。如今新宿歌舞伎町三分之一的主要建筑和大型建筑，都是当年留了下来的老一代中国华侨的产业。加上很大一部分的韩侨（包括朝鲜人），他们在“二战”时被日本人抓壮丁抓到日本做苦力，后来就留在日本。老华侨和韩侨在新宿的歌舞伎町占有最多的不动产。在歌舞伎町，有的一整条街都是韩国人的店。现在我知道，黑社会最初在歌舞伎町的存在，是在关东大地震后，他们是一些韩侨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募捐、赈灾的社会团体，后来发展成为右翼的政治团体。日本的黑社会是全世界唯一被它的政府默认的。在歌舞伎町，黑社会的存在还起到平息很多小的冲突的作用。比如有人醉酒闹事，够不上打电话叫警察的，就让黑社会的来“摆平”滋事者，叫他掏点钱赔罪了事。黑社会有黑社会的规矩，讲黑社会的“道理”，讲黑社会的游戏规则。
秋天就要到了。依旧为经济问题困扰的我们继续着两个人同时打工的生活。我为那家相亲俱乐部做发放广告纸巾的活，爱梅则扮做店里陪聊的女客人。我渐渐发现，我们每天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晚上回到家后都很疲惫，往往是说几句话就急于睡觉。即使偶尔做爱，也很匆忙，生怕动作和声音惊动了房东。所以，有时候，我隐约会觉得爱梅已不爱我了。不过，这也许是来日初期许多夫妻的共同经历。
发放纸巾的工作做了一个多月之后，我也开始结识一些同在歌舞伎町打工的人和一些常客，这令我很高兴，至少我对这个世界，不再是个孤独陌生人了。
首先和我有交往的，是那些当初曾吸引我目光的“拉客”的日本小伙子，那些身穿黑色呢大衣的酷家伙。随后是陪酒小姐、陪客人洗澡的小姐、中国饭馆的老板、电话交友店的店长，还有一些不知整天到底在干些什么的街头小痞子。由于以前还从来没有过站在这条大街上打工的中国人，所以我成了一个新奇人物，加上还算得体的言行，很快便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但我这时还没有和歌舞伎町真正的主角——黑社会有过接触。那时街上常常走过一些看上去像黑社会成员的人，他们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裤子肥大，满脸横肉，但仅凭这副外表，我还无法明确判断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黑社会成员。那时我对于黑社会的了解，更多的来自于出国前看过的香港电影，一贯作为良民的我，也从未想过自己与他们会有发生瓜葛的可能。
如今的歌舞伎町，随处可见从内地来的中国游客，但在十几年前却并不多见。那时来到歌舞伎町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来自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外国人之中，其次多的就是韩国人。女孩子则以菲律宾和泰国的居多。
我每天站在大街上，渐渐地有一些来自台湾、香港的游客或来考察的公司职员们频繁地上来问话。
“你也是中国人吧？听说这一带有可以看脱衣舞的地方，能告诉我们在哪儿吗？”他们打听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这个话题。
那时候，每天站在歌舞伎町大街上的中国人可是只我一个，自然而然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竟成了华人游客的带路人。
遇到台湾人我用普通话，遇到香港人我用广东话和他们搭腔。虽说我出生在湖南，但因为来日本前在深圳工作了六年，所以广东话也说得不错。一些完全不能使用普通话的香港人听到我会说广东话，立即加深了对我的信任。
每当遇到华人向我问路，我都会主动停下手里的活儿。只要是自己知道的地方，我都会热情地为他们引路。作为回报，他们有时会给我一枚五百日元硬币或一张千元钞票作为小费。在这一过程中，我对歌舞伎町的地理环境和各个店铺的情况也越来越熟悉了。
有一天晚上，我带一些从香港来的公司职员们到他们要去的脱衣舞场“T”，他们居然一次就给了我三千日元的小费。这使我看到了一个商机。我的责任是站在路上发纸巾，这份工作是每小时一千日元。我每天平均要站八至十个小时，也就是说每天至多也只能有八千至一万日元的收入。可这只是偶然将几位华人带到他们想去的脱衣舞场，就得到了三千日元。凭这段时间的经验，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但基本上每带一次；平均可以从一个人那里得到五百至一千日元。赶上运气好的话，一次出手就三五千日元的大方客人也不是没有。有时候，只要短短的一个小时，我就挣到了比平时站一天的收入还要多的钱。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目睹黑社会的示威阵容
一个是辛苦一小时挣一千日元，一个是不到五分钟就挣到和这同样多的钱。
我开始动脑筋了。如果专门做在街上为别人引路的工作可行不可行？
只想不做可不是我的性格。我立即开始行动：在发放纸巾工作的同时，开始实行我的“引路人”计划。
首先，我开始改变过去只是等待机会的被动局面，只要一看见华人，就主动上前询问。
“你好！是从台湾来的吗？”
“你是从香港来的吧！”
“歌舞伎町的情况我很熟，我能帮您什么吗？”
我就是这样从侧面主动搭腔，寻找我的“顾客”。我保持笑容，问话方式尽量自然和气。
没有想到，“客人”听到问话；大都会停下脚步。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想逛一逛这个素有亚洲第一的红灯区，但去哪儿，看些什么，哪些店有意思，大多数人想尝试着进色情店铺里看看，又完全不知道到底有哪些种类、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价格如何，该付多少钱才不至于被骗，这一切他们真的是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知道。像什么皇居啊、秋叶原电气街、野动物园啊、迪斯尼乐园等处，在旅游指南上都有详细的介绍。可是对于世界闻名的红灯区——新宿歌舞伎町的“内幕”，却让一个外国游客感到无从入手。他们可能听说过歌舞伎町是一个“可怕的红灯区”、“到处是黑帮分子”等恐怖的描述，除此之外便稀里糊涂。大部分游客表面上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走走，那看看，但实际上心里却是既紧张又兴奋，跃跃欲试，充满好奇。
在这种时候，居然有人彬彬有礼地用熟悉的母语问候他们，看上去亲切而规矩。于是；他们大都表现出在异国他乡突遇同胞、乃至老乡那样的热情，听我给他们一一做介绍。等到他们确信我不像是坏人，又不会带来危险时，他们立刻就变得非常主动，不停地提出问题。到了这一步，我的买卖就基本成功了。
我尽量采取低调的说话方式，注意不让他们有心理上的抵触。
“我可以带你们去想去的地方；并解答任何问题。如果满意的话；多少都没有关系，能否看情况付我很少一点的小费？”
我几乎没有遭到过拒绝。就这样，我迈出了“引路人”的第一步。
就在我偶然赚到三千日元那天，我乐颠颠地返回我的工作地点，却发现那条街上的气氛有些异样。
歌舞伎町主干的第一番街，地处中间的咖啡店“上高地”周围，忽然聚集起一大群人，大约有二百人左右。我开始以为也许是个较大的旅游团，但那些人的样子可一点也不像是来旅游的。
每一张脸看上去都不同寻常：有的人脸上留着很大的疤痕；有的身形高大，剃着光头；有的穿着背上绣着龙图的闪闪发亮的衣服，脸颊肿胀；还有的穿着纯白西服套装；里面是黑色衬衫，系着非常艳丽的领带，脖子上还搭着长长的白色围巾。他们简直就像是一些直接从黑社会电影上走下来的人物。
不一会儿，他们整队排成了四五列，向剧院广场方向进发。刚才还都站在路中央自信十足招揽客人的男人看到他们，都慌忙站到路边，一律将两手背在后面，毕恭毕敬地一动不动，要么就是堆出谄媚的笑脸，不断恭维着他们。
一个拉客的日本人悄悄向我耳语道：“看看！又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