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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采取“以沪平吴”之策，积极指挥淮军剿灭太平军。同治元年夏，李氏淮军在上海徐家汇、九里桥、新桥、虹桥一带，击败太平军骁将李秀成所率太平军，名声大震。翌年冬，李秀成所率太平军与曾国荃所率湘军进行天京决战之际，李鸿章督率淮军及“常胜军”攻陷苏州，大肆诱杀太平军降众。李鸿章杀性之健，方法之巧妙，比恩师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苏州娄门外军营，李鸿章以赐官授衔为名摆下酒席，宴请苏州太平军降将郜永宽等八人，“甫就席，有军官自外入，投谍李公，李公就谍出。酒行，旋有武弁八人，各手一冠，皆红顶花翎，膝席前，请大人升冠。降酋不知是计也，竟扬扬得甚，起立，自解其额上黄巾，手冠者俟其侧，从官尽起，目注之。转瞬间，八降酋之头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杀掉八个领头者之后，早已部署好的淮军程学启部立即闯入苏州城，“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被杀太平军和误杀平民尸横遍地，仅城内双塔寺院中就有三万多具血尸。屠城后二十余天过去了，一些外国人目击，这个院中“地上浸透人的鲜血”，苏州城“抛满尸体的河道仍旧水带红色”。李鸿章取得苏州之役胜利，对太平天国来说是雪上加霜。总理太平天国政事的干王洪仁叹息道：“安庆之失，天京已危，及苏州一陷，得救之望绝少矣！”乘势而进，紧接着李氏淮军伙同“常胜军”攻下常州。李鸿章组建的淮军喝着太平军鲜血迅速成长，踏着太平军将士的头颅高奏凯歌，在剿灭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中立下汗马功劳，其重要作用重次于曾氏湘军。李鸿章在太平天国都城天京陷落后，再次受到清廷重赏，被晋封为一等伯爵（伯号肃毅），并赏戴双眼花翎。
攻陷天京后，总督两江、督苏浙皖赣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所辖湘军多达三十万之众，其中直接指挥的嫡系部队十二万人。曾氏兵权过重、势力过大，招致清廷疑忌。清廷遂采取抑制曾国藩，扶植左宗棠、李鸿章的策略，曾氏十二万嫡系部队四万拨归左宗棠、三万拨归江西巡抚沈葆桢，而拥有水陆大军七万余众的淮军，仅做个姿态裁撤数千人而已。取得天京之役胜利还不到四个月，清廷就命曾国藩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处“督兵剿贼”，改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
“有军则有权。”在封建中国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奉清廷之命为督军“剿捻”的曾国藩调兵、集饷。筹饷尚好说一些，李鸿章巧立名目，甚至想出“粪桶捐”之类的金点子，从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至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为曾氏筹得饷银一千一百零六万九千八百零二两，期间还结余四万三千三百五十两，充分保证了曾氏花钱需要。但一旦要调用淮军部队，李鸿章就不讲师生情分了。他表面上听命清廷，先后调拨六万多淮军归曾氏指挥，背地里紧紧抓住军权不放。当时，曾国藩所辖“剿捻”大军八万多人，其中仅二万多人是裁撤之余的湘军，其余都是借调的淮军。这六万多淮军，全部装备洋枪洋炮，其中有独立的炮兵部队，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近代陆军，李鸿章视为身家性命，哪肯轻易放弃权柄！曾国藩对李鸿章抓权不放、淮军不听调遣以致贻误战机，非常恼火，致信弟子泼撒火气：“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须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勇，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如有不妥，请阁下密函见告。”曾氏此函实际上揭穿这样一个事实：此前从部队进退、奖惩、招兵到休息、放假，事无巨细，李鸿章都是暗中遥制的。李鸿章挨了老师一顿训斥，心生怨恨，写信对正在曾氏手下作战的淮军将领潘鼎新说：“湘军将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但他并没有因挨训而将暗制淮军的手缩回来，只是形式上有所收敛而已。
掌控兵权（5）
高冕
捻军是太平军之后的反清主力。经赖文光整编后的捻军，步骑结合、灵活机动，善打运动战。因剿灭太平军而威震四海的曾国藩，却成为捻军手下败将。同治五年（1866年）起，李鸿章任钦差大臣，奉命接过曾国藩的帅印，踏上征剿捻军的征程。李鸿章接受恩师剿捻的经验教训，妥善解决粮饷供应，实施“以静制动”、“划河圈地”的战略方针，不到两年时间，将曾辗转驰骋于湖北、河南、安徽、山东、陕西、山西、直隶各省，被清王朝视为洪水猛兽的捻军，剿杀于血泊之中。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当参谋时，曾氏预言，李鸿章其人“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当时只是本着鼓励弟子的宗旨住高处说，对弟子能否真的超过师座，还心存怀疑，至李鸿章率军“剿捻”大获成功，方知应验这一预言只用了数年时间。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初十日，清廷以平捻首功，赏湖广总督李鸿章太子太保衔，晋协办大学士。至此，李鸿章跻身于一品大员行列。
手握重兵，官运要来挡也挡不住。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发生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此案原由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海望楼设立的教堂，吸收恶棍入教，迷拐幼孩，强占民地，民愤很大。同治九年夏，育婴堂虐死婴儿三四十人。据说，天津一带时而发生的婴儿拐骗案件，多与法国天主教堂有关，当地群众反洋教情绪很高。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天津官员带拐犯前往天主教堂查验，教堂门口群众蜂拥而至。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弹压，崇厚没有把夷人的话当回事，只派了几个官兵敷衍，丰大业大怒，持枪赴崇厚衙门质问，秘书长西蒙执刀随行。这时，洋人威杀华官的消息飞快传开，百姓纷纷赶来，群情激愤。丰大业赶到崇厚衙门，出言不逊，并拔枪向崇厚连开两枪。崇厚推开丰大业。丰大业咆哮如雷，飞奔出门，拔刀向中国百姓乱砍，西蒙则挥刀为丰大业开路。归途中两人遇天津知县刘杰，刘知县劝两洋人息怒。丰大业竟不知好歹，挥枪射向刘杰，结果击中其随从。此时，西蒙又向闻声赶来的中国百姓胡乱开枪。百姓怒不可遏，当场打死丰大业和西蒙，并将两具死尸扔入河中。百姓鸣锣聚众，乘机发泄长期积聚的怨恨，当场烧毁法、英、美教堂和育婴堂，击毙洋教士、洋商、外国职官二十人，其中法国十三人、俄国三人、比利时二人，意大利、爱尔兰各一人。案发后，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国联合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和山东烟台，气势汹汹。法国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其海军蠢蠢欲动。当月二十五日（6月23日），清廷急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从保定赶赴天津查办。此案是非曲直明镜一般。但曾国藩腰杆子与朝廷态度一样软，为息事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