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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灰开始仇视她的那些有着古怪笑容的邻居们，她开始留意张满打他儿子的声音，每当她透过薄薄的木板墙听见隔壁家传来的孩子和大人鸡飞狗跳的嚎叫声就会觉得异常痛快。
张满的儿子张大力比红灰高两个年级，他的个子也比他们高多了，功课差劲得要命，又常常在上课的时候睡觉，所以他经常挨张满的胖揍，所以他的耳朵总是红的，所以他要整天耷拉着脸。
张满家一直在做着小本生意，张大力也不能闲着。他每天放学后回家丢下书包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端着一簸箕被分成一小撮一小撮的小葱走街串巷地卖，夏天他会抱着个用脏兮兮的棉被包着的木箱子卖冰棍，白糖的卖两分钱一支，绿豆的要贵一点，五分钱一支。他很抠门，从来不请同学们吃他的商品。
小学毕业以后，做买卖就正式成了他的职业。后来他接管了他爹的槟榔摊子，成为了古道巷延续的风景。
在这条巷子里，很多人都承继着父辈的生活，在工厂里做翻砂工的孩子初中毕业就顶了父亲的职，做小生意的像张大力，想什么时候接班就什么时候接班……那她们呢？
红灰开始有了一种惶恐，她怕她也会像许秉昌那样的生活，她不敢确定她的未来不会和他们一样。
自从那个晚上，许秉昌就很少跟她说话了，甚至有点躲着她的目光了。他们很少打她，也没有想过让他们的儿女去学着做点什么小买卖。他们对她的态度似乎显得过于放任。这样的放任让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
从那个夜晚开始，红灰的心里就滋生出一个愿望，那就是赶快长大，赶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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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新的同桌，新的老师
每一个假期，红灰都在憧憬着未来，她急切地盼望着中学生活的开始，她对新的生活充满了比别的孩子更多更复杂的渴望和向往。
到了中学，一个孩子就该长大了，就能够脱下红领巾了，她的身份是中学生，是少年，而不是儿童了，她的大部分同学都将是新的，那时候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人了解到她是谁的孩子了，只要她保持住沉默，也不会有太多的人试图去了解她是谁的孩子。她可以有一种稍微开阔一点的生活。
古道巷的孩子们都长大了，黎燕语的妹妹黎雀语跟蓝灰一同上了小学，也成为了同桌。她们的爸爸为黎雀语买了架钢琴，于是那条古旧的小巷子里就会时常地响起不连贯的钢琴练习曲的声音；红灰长大了，小山坡对她的吸引力开始衰退，那里被新成长起来的儿童：蓝灰们占据了，当黎家那断断续续的钢琴练习曲和着麻将的声音在古道巷上空飘荡时，蓝灰们正在那座被假想为战场的小山坡上厮杀。
中学，对现在的红灰来说，是一个无限美好的向往。红灰的中学比她的街道小学要大多了，虽然也隶属于南门口，但相对小学来说，它离她的家算是比较远了，她有理由每天中午不用回家吃饭。以前江蕙每天中午给她和蓝灰做的饭都很对付，有时候用酱油炒点剩饭，有时候下碗面条，手气好起来就在牌桌上随手给他们几毛钱，让他们去巷口的面馆里端一碗馄饨回来分着吃。所以红灰很向往中学，那时候，她就会有充分的理由不回来见整天粘在牌桌上的江蕙了。
红灰的新同座是他们班的班花，她长得很洋气，皮肤很白，下巴尖尖的，淡褐色的眼睛像琥珀一样镶在深深的眼眶里，睫毛长而卷曲，她有很多漂亮的裙子和衣服，还穿只有成熟女人才拥有的丝袜和美丽的小羊皮鞋。红灰悄悄数过，她至少有五双颜色和款式各异的漂亮皮鞋，而且她还不会在一个星期内穿重样的衣服到学校里来，包括在罩衣里头的衣服都不会重样。
她唯一的缺点就是说话的声音有些嘶哑，不过有的人也许会认为那是砂糖的感觉。开学的头一天，班花穿着条蓬蓬纱的新裙子，齐齐的刘海，两个扎得高高的辫子上绑着彩色的玻璃头花。她拿出一只新的大文具盒放在桌上，红灰偷偷地瞥了一眼，那文具盒上包着海绵，裹着印了坐着花车，手里拿着魔杖的花仙子的塑料皮，还有亮闪闪的磁性扣子。班花打开盒子，那里面分了好几层，分别放了闻上去很香很香的彩色橡皮擦和嵌着金属环的红色硬塑料杆自动铅笔和玉米造型的钢笔…。。而那时的孩子们通常用的还只是笨头笨脑的灰白色普通橡皮和黑绿底子上印了几片竹叶的简单而粗糙的木杆中华牌铅笔。文具盒，通常是那种窄小而朴素的铁皮盒子。
班花把她的豪华文具放在用小抹布擦过的课桌上，然后好奇地打量着身边的那个罩在有些肥的蓝色布裙子里的瘦小的女孩红灰，红灰的桌上什么都没有放，就连最朴素的铁皮文具盒都没有，只有一杆笔，被她紧紧地握在手里。
班花沙哑着嗓子跟红灰打招呼：你好，我家住在省文联的大院里，你家在哪里？在小学六年里，除了黎燕语之外，红灰很少跟别的同学打交道，所以她很紧张。她咽了口唾沫，简洁地说：古道巷。
“古道巷？哦，我知道了，”班花转了转眼睛，然后脱口而出：“就是住了很多工贩子的地方。”工贩子，是潭州人对劳动人民的统称。红灰没有说话。班花继续说：我爸爸是省作协的，是个作家，我妈妈是医生，你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红灰的心惴惴的，脸板得很紧张，她犹豫了一会说是做生意的。怕班花再问别的，她就把脸别了过去，从此便很少主动跟她的同座说话。
那个女孩于是就认为红灰很骄傲，并且是没理由的骄傲。于是她开始不喜欢红灰了，她要比她更骄傲。她开始经常故意拿一些红灰从来没有见过的漂亮小玩意在她眼前晃。
从初一起就有很多男同学围在她的身边，同学里经常传说某某在暗恋她，某某又往她的课桌里塞纸条了。
在课间的时候，那些男同学就坐到了她的座位边上围着她说笑，而红灰只能呆在别人的座位上等着或者干脆到教室外头看别人玩，等上课铃响了之后再来赶走那些恋恋不舍的青春期少年，收复她的失地。
红灰不喜欢她的同座那种不可一世的神情，但别人似乎都喜欢她，包括他们的语文老师。
那个老太太有一头漂亮的银色卷发，也有着骄傲而天真的表情，她说她原来住在北京，是《人民日报》社的编辑，因为该死的文化大革命下放到了潭州。
一提到文化大革命老太太就会咬牙切齿，她说她的祖爷爷是前清的举人，她的父亲早年留学欧洲，与徐悲鸿那类的好些文化名流交往颇深，他们的家族曾经拥有一个三进三出的大四合院，客厅和书房的墙上挂着许多题赠给她的祖父和父亲的名人字画；她妈妈的首饰盒里有名贵的祖母绿宝石戒指、猫眼耳环、翡翠扳指；衣橱里还有做工精美的裘皮大衣……她自己是以前老辅仁大学的毕业生，曾经留学英国，她还是欧美同学会的老会员，解放前她们全家在北京有着优越的生活……
但后来解放了，文革接踵而来，她被那些又红又专的工人给剃了阴阳头，游街示众，她家的四合院被瓜分给了好多户工人兄弟，园艺山石被破坏掉了，丁香树边搭起了杂屋……
安静幽雅的氛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闹哄哄的大杂院，所有值钱的东西也都消失了，所有的字画被付之一炬，包括祖上传下来的古字画。她恨透了给了她无尽苦难的文化大革命，恨透了工人阶级。
老太太梗着脖子眼睛发着仇恨的亮光倔强地说：我就不同意什么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根本不可能是他们的一部分。他们猖狂的时候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她经常会在发作业的时候把老花镜压在鼻尖上，锐利的目光从松弛而半透明的眼皮下射向她那些功课不是太好的学生，同时她会问：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如果回答是记者编辑、老师、图书馆馆员，哪怕是个小公司职员，她的目光都会变得柔和些，也会包涵作业上的一些小错误了，如果听说是哪个工厂的工人，她必定要加深目光中的鄙夷，用尖刻的话语讽刺挖苦一通，比如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洞洞之类的。
这一点是红灰最怕的，在上语文课之前，特别是发作业本之前，她总是胆战心惊，生怕老太太会点到她的名字，问她的爸爸是干什么的。
红灰在心里一次次练习着，如果被问到，她就说她的父母是－－－个体户，那时候这个词和这样的职业刚出来，她不知道在老太太的心中，这样一个新兴的名称是否能够与她观念里的“工人”有所区别。
幸而在初中三年的时间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