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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是觉得，我一个人去，可能效果更好。”齐海蓝说，“第一次我来大禹公司时，邱经理承认了杨欣强给他打过电话。但是，这次去因为有你这位大律师陪同，邱经理就警惕了，所以才不承认了。”
“可如果没有我作证，他对你一个人承认，事后再否认，那在法律上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要不，我带个小录音机把他说的话录下来。咱也做回‘克格勃’，怎么样？”
周耀辉摇摇头：“未经被录音人许可的录音，一般不能作为证据。”
“那……怎么办？”齐海蓝摊开双手，“难道只能像林青说的那样，由她出庭作证，证明是因为我目睹了杨欣强和冯总的私情，杨欣强借机报复的吗？”
“天真的想法。”周耀辉说，“别说这种事情搬上法庭去说不雅，弄不好还被对方反诉个散布他人隐私，就是法庭也不一定肯为这个理由立案。再说，即便法庭立了案，杨欣强也承认和冯总有私情，但是，这和他散播你的谣言，影响你职业发展之间怎么确定因果关系呢？”
职场潜规则（2）
齐海蓝吐吐舌头。
周耀辉接着说：“而且，林青那一边，根据我多年做律师的经验，也有可能她只是说说。如果真要她告自己的丈夫，她也未必下得了决心。”
听他这么说自己的朋友，齐海蓝不太高兴，扯了一下周耀辉的衣袖：“哎，你这话就不对了。杨欣强怎么对林青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林青也表示过了，她肯定会帮我的。”
周耀辉看着齐海蓝的脸，那是一张干净的脸，刚迈出学校门儿，还没来得及经历风雨的洗涤。虽然她聪明，有高学历也有高智商，但面对这人间的事儿，明显还缺少点儿什么。
他缓缓张开了口，尽量把话说得客气些：“我不是不相信你们之间的友谊，但是我总觉得，她和杨欣强毕竟是夫妻，即使关系不好，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不能在这件事情上完全倚靠她，她能做到置身度外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非让她到法庭那么严肃的地方去指证自己的丈夫，那不是太严酷了点儿吗？”
“我明白了。这就像你对芳菲姐一样，虽然你也怪她，虽然你也……”齐海蓝本想说，虽然你也知道芳菲姐的过去有很多你不清楚的地方，可她还是忍了忍，话到嘴边转了个弯儿没说出口，“……虽然你也恨她对你不辞而别，但是你心里仍然爱着她，仍然焦虑万分。对吧？”
周耀辉有点儿生气：“这关我和芳菲什么事儿？没错，我是焦虑万分，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这不光是因为我爱她，更重要的是，她是我太太，我对她有责任！”
“那……”齐海蓝冷冷地说，她突然不知道和谁赌起气来，“那她现在失踪了，你为她焦虑好了，我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
她转过头，急速地向前走去，那种步速，显然就是不想让周耀辉跟上。周耀辉被她甩下了，不知所措。
周耀辉想，她毕竟还是个年轻的女孩子，这件事对她的打击一定挺大的，情绪不稳定，也是情有可原。他那么一个大男人，当然不便和她计较，他想了想，还是决定下午先去齐海蓝说的另一家她曾应聘的公司碰碰运气，晚上再去齐海蓝家找她，等她情绪稳定一些再说。
齐海蓝走出去一段距离，停了下来，她的潜意识里有等待的意思吧。可是转过头去一看，身后只有来来往往的陌生人，没有周耀辉的影子，她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劈里啪啦”地掉了下来。
证据难寻（1）
下午，周耀辉的运气也好不到哪儿去。另一家公司部门经理的态度，和大禹公司的邱经理如出一辙，即：不是因为接到电话而不录用齐海蓝。从没有接到过杨欣强的电话，对杨欣强这个人，认识，而且评价不错，不过，是在专业和人缘方面，至于他的人品，不太熟悉，无可奉告。
周耀辉刚走出那家公司，正准备到齐海蓝家去，却接到了齐海蓝的电话。
齐海蓝张口第一句话便是：“对不起……”
周耀辉笑了，这一笑同时也让他感觉到了他和齐海蓝之间的差距——齐海蓝明显还是个小女孩嘛，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的。他说：“没关系，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齐海蓝这会儿正趴在一家必胜客餐厅的桌子上，对着一口没动的橙汁和沙拉给周耀辉打电话。她听见周耀辉说：“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她突然地坐了起来，嗫嚅着说，“你……你能理解？”
“当然。”周耀辉很肯定地说。其实他并不知道，齐海蓝说的“心情”，和自己口中的“心情”，根本就是两回事。
“哎，那你来一下嘛，我要跟你说一件事。”齐海蓝告诉周耀辉，她此刻在必胜客餐厅。
在必胜客餐厅里，他们要了两张比萨饼和沙拉。齐海蓝把在公司里发生的，杨欣强企图骚扰她的事情告诉了周耀辉，并且特别强调，这是连林青也没有告诉过的。齐海蓝之所以告诉了周耀辉，是想向周耀辉表达她百分之百的信任，是觉得她的事，也就是周耀辉的事。
没想到，这些话竟然引起了周耀辉的格外重视。周耀辉认为：仅就性骚扰这件事，齐海蓝就不应该放过杨欣强。因为相对于私人恩怨而言，性骚扰是更值得重视的。如果一家公司经理级别的男性有性骚扰的行为，就意味着在这家公司，受害的不止一位女性。
“可是，起诉性骚扰，更存在着证据不足的问题。这种事情的当事人一般只是两个人，谁为你作证啊？而且，立法方面……”周耀辉说，“我国目前的法律还没有针对性骚扰这个问题的。以前倒是有个流氓罪，但是，怎么样才算犯了流氓罪呢？比方说吧，当街调戏妇女，情节比较严重、性质比较恶劣的，或者是聚众观看黄色录像什么的才算。可你遇到的这种情况，性质是很难界定的。”
“真的这么困难么？我记得在美国时，性骚扰的案子都算大案，每件都特别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说到这里，齐海蓝又有点儿迟疑，“只不过，我可不想成为这种案子的女主角。”
周耀辉“呵呵”地笑了，说：“我还以为你真的从外表到内心都已经洋化了呢，没想到骨子里，还是有中国人的保守。”
“不是。”齐海蓝红着脸辩解，“其实如果只有我自己，我倒不在乎，可是，我父母如果知道我被卷到这种问题中来，也太脸面无光了。”
周耀辉点点头，表示理解。他说：“我给你讲讲我所知道的，国内有关性骚扰的两个案子吧。”
“第一个是报上登载的，在某科研单位工作的一位女士经常遭到所长的性骚扰。所长经常将这位女士堵在办公室里强行搂抱、亲吻。由于惧怕失去喜爱的工作，女士一直忍耐着，直到一年后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才决定反抗。她准备了录音机，把所长私下对她说的下流话和流露出的猥亵企图都录了进去。拿着‘铁证’，女士找到上级单位领导举报所长的性骚扰行为，但因为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不能作为证据材料，最终这位女士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她的精神和身体均受到了极大打击，还曾经一度入院治疗。”
“可是，这是很明显的性骚扰行为呀。”齐海蓝说。
“对，可是法律是讲证据的，性骚扰行为由于私密性很强，除非已经有性行为发生，就像莱温斯基拿着沾上总统体液的裙子，否则真的很难认定，起码是现阶段法律很难认定的。”周耀辉接着说，“再给你举一个案例吧，这个案例因为涉及到未成年人，所以没有被报道过，不过却是我亲身经历的，检察院公诉时委派我做被告的辩护律师。那是一起男教师对女学生进行性骚扰的案子——男教师经常以补课为名将女生骗到他的宿舍里，在那里脱光女学生的衣服进行猥亵。女生由于惧怕男教师而不敢告诉家长，直到有一天终于承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崩溃……”
“啊？”齐海蓝气愤地嚷，“这是什么老师呀，简直是衣冠禽兽！”
“没错，所以当时我也特别气愤。我带着受害的女孩一起见了那名男教师。看到女孩子被害后精神崩溃的惨状，加上我对他做了不少工作，当时男教师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太好了，这种歹徒一定要绳之以法！”
“可没想到的是，后来到了法庭上，男老师却当庭翻供了。对于那桩案子而言，我们这方唯一有效的证据便是受害人的指控和男老师的供词。可最后，由于难以取得新的证据，法院只好认定性骚扰不成立。”
听到这里，齐海蓝没再说话，只是沉默地看着周耀辉。
“这件案子，我一直记在心里。因为我败诉了，而且败得很惨。那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