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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上总还有些谈得来的同事和朋友吧？”
“以前嘛，倒是有一两个，可是调到这边以后……”她摇摇头，端起高脚杯喝了一口，“现在身边全是些语言无味的人，有的人几乎每说一句话都是有目的的。整天和这些人打交道，真累。”
我也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味道酸酸的，一点都不甜。
“你调到嘉平来，后悔啦？”
“当然后悔！”她咬着下唇笑，脸上升起一片潮红，“特别是那天见到你以后，就更后悔啦！那天听着你说话，我觉得自己在变，一秒钟一秒钟地变得年轻，又回到当年了。回来以后总也忘不了这种感觉……”她突然探过身来，伸出手指在我额上狠狠戳了一下，“恨死你啦，好折磨人！”
我心里一阵乱跳，费了点劲镇定下来，用戏谑的口吻掩饰着自己：
“你那天不是说，你早已不多愁善感了吗？”
“不错。”她笑了笑，神情有些异样——既有几分痛苦，又有几分痛快。“我是不多愁善感了，因为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割腕的事，你听说了吧？”
我点点头：“好危险，幸亏被人发现了……”
“不，是我自己不想死了。”她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眼神变得迷离起来，我才发现她已经有些醉意。“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听着我的血从血管汩汩地流出来，啪啪地打在地板上，突然害怕起来，觉得自己这样死掉太不值得了。我问自己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洁身自好吗？不就是为了向那个汪文革抗争吗？可是人人都在这么凑凑乎乎地活着，为什么就我一个人不能活？就非得去死？那一刻我觉得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我想要是有人把我救过来，我一定要换个活法，不再这么清高，不再这么傻！”她又倒了一杯酒，举起杯子对着灯光凝视着，“屋里还睡着两个人，监视我的。我的血掉在地板上这么响，可她们就是听不见，睡得死死的。我真想把她们叫醒，可是我已经喊不出来了。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拼命去蹬床边的脸盆架，听到它哐地一下倒下来，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她把杯中的酒一口喝干，站起身抱着胳膊肘缓缓踱步，一边走一边说： “从那以后，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多愁善感了。但是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人活着就要寻求欢乐，特别是要趁着自己还能享受生活的时候……”她走到我面前，俯下身子看着我，目光炯炯，异样的妩媚：“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没来得及回答，她忽然呻吟一声，将我紧紧抱住了。这突如其来的拥抱和热吻使我几乎昏厥。透过薄薄的睡衣，我感触到她丰腴柔软的身体，浑身的血液便像酒精那样，腾的一下燃烧起来……
第三部（29）
直到一切结束，回到家里躺在自己床上，我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敢相信我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幸福，也不敢相信我们已经犯下了这样的罪孽。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销魂，什么是一刻千金，同时也知道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负罪感。我的罪孽比她更重一层。毕竟我是个无牵无挂的自由人，而她却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背叛自己的丈夫，毁弃家庭的幸福……她为我牺牲得太多了，以我的整个生命都无法偿还……
之后的那个星期，我没敢再动给方丽华打电话的念头。我没有勇气再次面对她。我想她一定在为那天的一时冲动而后悔。同时我又抑制不住一遍一遍悄悄地回味偷食禁果的甜蜜。高尔基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的事安排得真叫人纳闷——凡是见不得人的事反而都是甜蜜的。”高尔基一定没少吃禁果，不然他怎能归纳得这样准确？
星期六下午，接到了方丽华从银行打来的一个电话，叫我下班后在“工人阶级等于零”那个路口等她。电话里她笑嘻嘻的，听得出心情很好。我立时轻松了许多。
“工人阶级等于零”就在我们设计院附近那个街心花园的中央。这是一座闻名全市的塑像，每次看到都会使我想起水泥厂。塑像底部是个庞大的圆圈，直径足有3米，酷似一段水泥窑的筒体。这段筒体大概开缝了，不然不会有两个青年工人提着焊枪爬上去修补。这两位工人也许是干累了，也许是活儿不太忙，总之他们修补完毕后并没有下来，而是呆在上面迎着微风乘了一会儿凉。那台窑肯定已经熄火多日不再发烫了，因为那女工敢于直接坐在窑筒体上，姿态优美地曲着一条腿，另一条腿向后伸得笔直。站在她身旁的男工则用手掀起电焊面罩，昂首挺胸眺望远方。雕塑家的创作意图，无疑是想表现工人阶级是如何充满朝气充满信心充满希望，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工人阶级显然并不这么理解。他们硬说那个圆圈表示的是个众所周知的数学符号，于是“工人阶级等于零”就成了塑像的名称并在全市广泛流传，连刚来不久的方丽华都知道了。
我在立足于“零”的两位工人脚下等了不到两分钟，一辆白色小轿车从北边开过来，放慢速度缓缓滑行。方丽华隔着宽大的前窗玻璃向我招招手，我拉开车门坐进去，她把方向盘一打，轿车围着街心花园转了270度，像支离弦的箭朝着东边飞驰而去。
“咱们去哪儿？”我一边套安全带一边问。
“去吃饭。”
“到哪儿去吃？”
“到我家呀！我要让你尝尝我的手艺。以后你接到我的电话就在这儿来等我，好吗？我回家要经过这个路口，正好带上你一起走，这样咱们可以节省些时间。”她大大方方地说，眼睛没有离开前方的道路，像是在跟我聊家常。我从她的声音里感受到一种勇敢和大气，不禁为自己的怯懦与委琐暗暗汗颜。
那天晚上，在床头柜上看到她和赵军的一张合影，这是上次没有注意到的。赵军在照片上露着牙齿对我笑，使我有种“鸠占鹊巢”的感觉。我忍不住对方丽华说了，她将那个小相框放进抽屉，说这下行了吧？什么“鸠占鹊巢”，我这张床本来就应该属于你，我和赵军完全是政治婚姻，根本没有感情。我说赵军对你可是有感情的。她哼了一声：那是上辈子以前的事了，你知道现在他在外面有多少女人吗？
于是我的负罪感消失了。
从那个夜晚开始，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好几个周末。我们像夫妻那样一起在厨房做饭，一起坐在餐桌旁边，一面吃一面评论对方的厨艺，吃完以后一个人洗碗一个人擦桌子，然后相拥着坐在电视机前。有时我们也到外面吃晚饭，都是到那些挂着“嘉平老字号”招牌的小吃店。方丽华总是惊讶地说你们嘉平的小吃怎么这么多花样，真是名不虚传。我说花样再多，也没有你亲手擀的饺子皮好，我家里还给你留着一根擀面棍呢。她便笑，说擀面棍我也有，今天回去以后我就给你擀一堆饺子皮，做成片儿汤叫你吃，我要把你撑死！然而回去以后谁也顾不上擀面棍，争先恐后挤进卫生间洗了澡，就跑进卧室了。第二天她总是比我先醒，悄悄起来做好早餐，才把我叫起来。吃过早饭后我必须马上离开，因为物业公司的女工上午九点要来做清洁，她也像联合国维和部队那样纪律严明，从来不会迟到。
八月一个凉风习习的傍晚，我们驾车来到一个名叫乡农桥的小镇。这里有家龙眼包子店远近闻名，姚娟的伯父小时候曾在这里当过学徒，兼给老板一家倒尿壶，他钢铁过硬的手艺就是这样炼成的。吃包子的时候我对方丽华说，下星期我要到浙江出差，还是为了神泉那个项目。我们原以为这个项目已被东南院夺去，最近得知东南院尚未得手，陆院长便又产生了幻想，派我到浙江去找老同学再争取争取。方丽华在我额头上点了一下：“不就是分开两个星期吗，瞧你这样儿，没出息！”然后将手一缩，突然放低声音：“哎，那个女的老往咱们这儿看，是不是你们单位的？”
我回头看了一下，没有发现熟识的面孔，不过我立刻明白了她说的是谁。那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子，独自靠窗坐着，波浪形的长发扎成一把马尾，用条白纱巾系起来，显得很是风姿绰约。她一碰到我的目光，便把脸转过去看窗外的夜景。
我对方丽华说这个人我不认识。方丽华说咱们回去吧，她看你的样子怪怪的，我有种不好的感觉。上车时我无意中回头一望，那女人果然还在朝我看。
第三部（30）
在浙江没有见到汪德才，唐亚辉说他到广西去了。我问他神泉项目会不会交给东南院设计。唐亚辉说我们并没有跟东南院签合同，因为他们也不能帮我们解决贷款问题，这个项目的资金看来是没指望了。我听了心里一凉，说那我就回去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