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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黄的灯光下，只见这鬼怪白发披肩，青面獠牙。它张开血盆大口，对着他嘿嘿地发出尖利的笑声，又伸出毛茸茸的黑手向他扣来，要抠他的喉管。他“啊呀”一声，吓得七魂丢了六魄，当即跌滚下床，拿起衣服没命的奔逃了出去。
才奔出房门，就听到背后的恶鬼也追了出来，嚓嚓嚓的脚步声音紧跟着自己。他想，许是周树和的鬼魂显身了，便赶紧往自家住的大门那边跑去。刚跑了几步，不想脚下碰到了什么东西，一个趔趄，“哎呀”一声，就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那恶鬼跟在后面嘿嘿地笑着，啾啾地叫着，他也顾不了手破脚疼，连忙爬起来再跑，一口气跑到大门边，用力一推，大门却又闩着，进不了去。此时，但听见北风呼呼，鬼声啾啾，黑暗中，只觉得飞沙走石，阵阵朝自己身上扑来，他吓得毛骨悚然，不敢在大门旁停留。曾听人说，人怕鬼，鬼怕尿，便赶快穿上衣服从另一边往厕所躲去。可不料刚冲进厕所，前脚被门槛挡了一下，后脚就收不住。说时迟，那时快，只听“澎”的一声，他便栽落粪坑里去了。这粪坑积满了大粪，又充满了水，约有五六尺深，一下子便把他浸了个没顶。可怜刚跌伤了的两只脚被粪坑里的寒冷入骨的粪水一浸，立即发麻抽筋，他便只有大口大口地吃屎的份儿，再也没办法爬上来了。其在生之时，做尽了坏事。为了偷香，也时常在夜里扮鬼叫来吓人，故一旦遇上真“鬼”，也就心虚胆怯，吓得魂飞千里，魄飘九宵。刘昆玉见易凌胜贼着胆来偷香，却被吓得连滚带爬，觉得十分开心，追在后面嘿嘿地笑。他又做做鬼叫，又在袋里抓了一把把沙石，一阵阵向他掷去，一心要吓他个半死，使他知道鬼神的厉害，今后再不敢去调戏妇女。却没料到他吓得躲进厕所去，竟跌落粪坑，被粪水溺死了。世上恶人自有恶人磨，这也是一种自然的结果。
做队长的易凌胜死了，翻身楼生产队没有人感到悲伤，甚至大家还觉得高兴，倒是黄寡妇惊慌了几日。那天，她知道他是要去干那风流事情的。她想，莫不真如张小丹说的，他因喝多了酒，脚步浮浮，上粪坑时一脚踩空便掉下去了么？但一个七尺男人，纵然跌下去也应爬得起来呀，难道真的有鬼出来谋害他么？最近半年多来，有人在夜里常能听到鬼叫，说许是地主周伯年父子的阴魂不散，晚上大家都不敢出来。想到这里，她感到心惊肉跳，害怕起来。听人说鬼要投胎时，必须找个垫背的。土改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也许冤死的鬼就要出世超生。于是，她躲在屋里偷偷地烧了几日的香，并不断的对着窗口跪拜，祈求易凌胜的亡灵保佑她。自此，她夜里亮着灯不敢睡觉，白天也不敢出门，自觉精神仿佛，日夜见鬼。后来，她开始蓬头垢面，见人傻笑不止。生产队里，人们都知道她与易凌胜有过暧昧，想这必是思念成疾，虽有人同情，却没有人去理会。
改选生产队长干部的时侯，大家便把她的保管兼出纳的官职撤换了。
梅花谢了桃花开，时日匆匆，倏忽就过了两年。
这两年里，似乎很少听到咚咚锵的锣鼓声音了，但各个生产队的哨子声却常不停。这是社员们五更造饭，天亮出发去远处劳动的统一信号。乡道和山路上，一早一晚，都能见到一队队的满脸菜色的社员们担着畚箕，扛着锄头，在急匆匆的奔走着。
两年来，不再有红卫兵，也没有再闹武斗，大队书记易天华也恢复了职务。冷落了两三年的大队部又常常要召开社员大会和生产队的干部会议了。
岭塘大队翻身楼生产队新任队长李素琼想不清楚，这两年里，为什么她的生产队在大队的大会小会上总是要挨上级领导的批评。并且，这些批评就象私塾先生用竹板打学生那样，一次比一次的厉害。她不知道带领社员耕田种地竟是那么难，农民想过好一点的日子就是不行。不知为什么，上级领导硬是非要把大家折腾得共同贫穷不可。她不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是愈穷困就愈好，就愈光荣呢！？
自易凌胜死后，翻身楼生产队改选干部，她被选为队长，何桂珍被选为保管兼出纳员，又选初中毕业生周向阳做了记分员，生产队的面貌就开始有了变化。她的头脑活，点子多，又过怕了穷日子，对于搞好生产，改变生产队的面貌早就有一套自己的打算。那天，在改选干部的社员大会上，她提出了发展生产，提高工分报酬的意见。她主张抓好“两多一少”。哪两多？第一是经济收入要尽可能多。俗语说，家有千两银，不如朝进一，只有经济收入多了，工分报酬才会跟着高。为此，生产队就要发展多种经营，并广开财路。她认为大家不要绑在一条绳上。生产队的五十亩水稻田和几亩旱地的一年两造耕作，有二十几个娘们就够了。其余劳动力可以与生产队签订互利合同，搞各种副业，多争取收入；第二是粮食产量要有增加。俗语说，“人吃粮，粮吃肥，积肥如积粮，肥多谷满仓。”她鼓励大家多养猪养鸡，说只要社员的牲畜多了，肥料自然就会多，粮食产量就会提高。为此，她建议，家庭凡是养了猪的，都可以在生产队分到一分猪地。猪地可以种水稻，也可以种番薯，完全由社员自己支配，但必须交出定量的猪粪给生产队。此外，生产队的分红工分还应尽可能少。俗语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无水喝”。为此，必须实行生产定额包工，分组耕作，并尽量控制非生产性的虚分投入。她的这些建议条条是道，句句在理，件件实际，都是改变贫穷和饥饿的好主意，所以，得到了全体社员的赞同。于是，几个干部和社员再议一议，不久便定出了具体的措施。
果然，实行了新的办法后，生产队的面貌迅速起了变化。先是，队里搞副业的人多了。烧窑炉的，织藤椅的，做泥水木匠的，卖豆腐的，做豆芽的，甚至三日赴三圩去卖瓜菜、卖三鸟鸡蛋或做其它生意的，各显神通。过去，有的男人不出田干活，本来就不安分，经常趁圩搞买卖，但又怕被大队小队当作投机倒把或自发势力那样罚款，故总是藏头藏尾。现在定了生产队的合同，便是名正言顺的副业户了。周昌年的家庭式织藤椅活计已经发展到多户，有几户家庭的生意越做越大，老老少少都参加编织，家里没有闲人。这些藤椅，常常有汽车司机买来运到各地去卖，生意看好。社员若卖一张藤椅，赚的钱就可以抵上一个人干十多天的农活。这些副业户，他们每月除了要交给生产队一定的管理费外，还拿出比耕田种地的劳动工分值高出十几倍的钱来买生产队基本工分。由此，劳动日的工分值便提高了，社员直接受到了惠益。而副业户有了工分，便也可以分到生产队里的劳动工分粮，大家都有好处；再是，家庭养的猪鸡也逐渐多起来。过去从来没有堆满肥料的几个蓄肥粪坑，从此却一天天的堆高了；生产队的那些低洼地或沙坝土，过去集体耕作得不好，但分给社员做猪地后都长出了绿油油的作物来。一年两造，不管是种地的娘们还是搞副业的男人，大家各行其道，各自乐业，相互促进，日子开始过得红火起来。
然而，这“两多一少”的做法违背了上面的政策，因此，翻身楼生产队便免不了要受到上级的批评了。这便是李素琼所想不到的原因所在。
如那一阵搞“一打三反”，几户社员卖的藤椅都被公社市管会没收了去，说是扰乱了国家土杂农副产品市场。有些副业户因此一二个月也交不上款来。公社的“打反工作组”在大队干部会上传下话来，说翻身楼生产队不少社员不务正业，搞投机倒把，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按照工作组的意思，只准队里五六十个主副劳动力一同去干十多个人或几个人就能干完的农活，不准再做农活以外的其它事情。他们管这就叫做以农为主，“共同富裕”。
又如那一阵，大队几次召开社员大会，要全体贫下中农学习中央文件。什么“批林整风”啦、“批林批孔”啦、“如（儒）法斗争”啦，等等，都是公社派人来给大家读材料。为了保证到会的社员人数，大队要生产队给每一个参加开会的社员开一天的会就记一天的劳动工分。到会的社员虽然很多，可是却没有一个是听会的。他们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