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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道迁厂长照做，干部照当。只见他头发打蜡，皮鞋擦油，出入骑的是进口的“克家路”，袋里装的是滤嘴烟，喝的是“马爹利”，穿的衣服四时光鲜，真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在社员们看来，他活得真是特别的精彩！
当瓦罐子摔破之后，谁也没有办法再把它粘好。大队和公社的干部们都说张道迁是腐化变质了。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反映。
听说，为了教育好一些干部，农村的一场什么运动就要开始了。
第十九回 前后台登场唱戏；大小队两头开刀
一九六五年元旦前的一个下午。
秋高气爽，风静云稀。岭塘大队翻身楼屋后花园的草地上，有三十多个青年男女正席地而坐。他们在静静的听着大队团支书阅读报纸上关于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篇文章：
“当前，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地正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九个方面：
（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落在他们的手里……”
参加会议的是全大队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这是解放以来村里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最近，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行点面结合，全面部署，分期分批有步骤地推行。石陂公社有三分之一的大队已经开展了运动，岭塘大队是第二批。按照上级的指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发至全国农村每个党支部，要向全体农民宣读。岭塘大队部已经召开了贫下中农大会，由大队长向社员宣读；地富反坏分子及他们的子女没有资格来参加贫下中农的会议，就召开地富反坏家庭的子女会议，由他们学习了后回去向家庭传达。这个会议由民兵营长主持召开。读完了报纸和文件后，他作了两点指示：第一，要教育好自己的父母。只许地富反坏分子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第二，希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要在劳动中好好的改造自己，争取好的表现。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当前，为了使运动能更好地进行，保证社队的领导权在贫下中农的手里，大队决定，凡是在生产队做出纳保管或记分员和会计的非贫下中农子女，都要把有关帐目交出来，由生产队另外派人接替工作。
岭塘大队有三十多个在乡的地富反坏家庭的子女。他们大都是近几年来由于家庭成分的关系不能升上高一级学校读书的青年。由于有点文化，又比较怕事而老实，所以，社员们都喜欢信任他们，有几个被选为生产队的记分员或会计员或保管员。翻身楼生产队的周顺年的大儿子周志民最近就担负着生产队的保管员工作。他工作十分的负责任，粮食收多少，分多少，公余粮多少，“三超粮”多少，都有一本详细的帐目，早晚两造公布，贴在生产队的公布栏上。他和几个当了记分员、会计员和保管员的非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因为算盘熟，数字准，又算得快，写得好，还经常抽调到大队帮助搞年终结算。几个青年喜欢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和政策法令，便成了好朋友。散会后，大家议论起来：
“党的政策哪一条说了工商业的家庭成分也是地富反坏的啊？”他不解地问。
“反正不是贫下中农！”有人说。
“不是贫下中农就是阶级敌人？毛主席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嘛！”他仍然不服气地说。
“民兵营长文化低，在理解政策上难免有差错哩！”又一个道。
“党的政策可以“难免差错”的么？”有人气愤的问。
“谁个跟你讲政策呀，我看这是政治需要！”另一个颇有体会的说。
“危险，‘有些社队的领导权落在他们的手里’莫不就是指的我们吧？时代进步了，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剥削阶级的子女也可以当成剥削阶级啦！”有人惊叹。
“唉，处在低檐下，不得不低头。谁叫我们不是生在贫下中农的家庭呢！”有人叹气。
原来，地富子女要把所负责的生产队的帐目交出来，并且今后不要担任生产队干部的工作，这一个措施确是岭塘大队的决定。在学习“前十条”的时候，大队民兵营长刘古泉主张先把地富子女做的帐清一清。他说可以认为地富子女就是地富分子的代理人，文件虽然没有直接指出，但也能体会出这个意思来。大队长钟义浩不同意这个看法，但书记易天华却认为这个看法有道理，现在思想不能右倾，抓阶级斗争就错不了。于是，便同意了这个意见，并把它当作决定，由刘古泉去贯彻执行。
两天后，地富子女中，有五个会计帐，三个保管帐就交到大队部去了。但周志民的保管帐却没有交上去。因为他认为，这保管员是社员选他当的，况且，他的家庭成分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不能把地主富农的绳子乱套到脖子上去。
“你当保管员有金子执咩，赶快把帐目交出去！”父亲周顺年对他说。
“报纸上讲，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我们小民百姓，他们在转移方向嘛。”周志民辩说道。
“你理他整谁？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五七年时，说是帮助党整风，却整出了不是党员的几十万右派分子来；现在说是整当权派，说不定有一天屙尿转风，又射到我们的头上。我们要少说为佳，你别惹是非了！”父亲心事沉重的说道。
周志民不再说话了。自高中毕业以后，他就回农村来了。他不明白，对于剥削阶级家庭来说，为什么土改时候划了一次的家庭成分，一直就像阴魂一样笼罩在他们的头上，使他们不能抬头做人。他的家庭成分虽然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还算不上资本家。父亲仅是与人合股做生意的工商业者，在旧社会充其量还是个求温饱的小商人。但在农村，这种工商业的家庭就是贫下中农的另类。而且，他的家庭往往还与工商业地主成分的堂伯父周伯年连在一起。听人说，他考大学的时候，学校派人到大队来了解考生情况，做考生的政治鉴定，生产队长易凌胜就把他的家庭情况说得很坏。说他的父亲解放前与周伯年一起做的是大生意，但土改时隐瞒了资产；同时，又说父亲解放后的表现很差，被遣散回农村劳动改造，等等。这些情况，是一个曾经在高中学校小卖部卖货的职员的弟弟后来告诉他知道的。这个职员名叫李广真，因为他是党员，是学校的工人阶级，所以也参加写毕业生鉴定的农村调查工作。后来他调到工商局去了，当了一名干部。李广真的弟弟曾经是周志民很要好的同学。就这样，在阶级斗争的观念日趋尖锐的时候，他虽然在学校成绩很好，并且，还是负责学习的班干部，可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好，却上不了大学。一种人，为什么要去陷害并且能够去陷害另一种人呢？社会为什么又要提供这种陷害的条件和保证呢？难道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政治需要的现实和结果么？面对无可奈何的社会环境，他只能做无可奈何的事情。第三天，他把保管锁匙和账本都交给生产队长易凌胜。
“你这保管是社员选出来的，社员们信任你，你为什么不做呢？”易凌胜当天就把账本送了回来，还没说话，鼻子先吼了一声。
“大队开会说，这工作要由贫下中农的子女来担当，我不适合。”周志民说。
“不就是生产队的保管员么，也讲阶级出身？”队长似乎对文件的学习还没有体会。
“现在兴讲依靠贫下中农，队长你就物色另外的人来担当吧！”周顺年说。
“唉，也是的，现在动不动就讲阶级斗争，剥削家庭还是自善其身好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哩！”他眼瞟了一下周顺年，又吼了两下道，“不过，我倒是不这样认为。”
“要请队长多多关照！”周顺年随手拿了一包烟塞进他的袋里。
易队长也不客气，就从袋里抽出一支烟来，，一边点火一边说道：“这话好说，同队三分亲，有粥同喝，有饭同吃嘛！我说，保管员的工作由生产队开会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