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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区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身为弱势群体的医生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君，那时是欣然前往肾穿室的。自然，肾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会发展到全武行。王医师想给她穿，穿刺针还未碰到皮肤，被刘君一把推开，同时刘君跳起喊疼；同去的朱医师又想去给她穿，也被推开，刘君同时跳起喊疼。但她不想做肾穿后还大吵大嚷，疑似有被害妄想，于是跑出肾穿室了。但没想到的是，刘君竟怂恿家属在肾穿室前抡起拳头了，向眼眶飞去，直中王医师的危险三角，造成危险的创伤，只是没有血流成河。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君确是叫家属殴打王医师了，这是真的，有王医师脸上的肿块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朱医师也被殴打了，有她白大褂上的脚印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我逃过一劫。当一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病房指挥家属殴打医生的时候，这是怎样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中国患者辱骂医师的伟绩，患者家属的惩治医师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道拳痕抹杀了。
但是刘君的家属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逝，科室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不讲理的患者，在我们科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患者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患者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患者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殴打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刘君。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希波克拉底说过，“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倘能如此，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无理取闹的患者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患者家属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咒骂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患者骂人时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好医师的办事，是始于实习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拳雨中互相救助，虽被殴不还手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医师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血案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庸医在辱骂殴打投诉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医师，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医师的一天！
平凡及不平凡的一天（1）
◆肖飞http：//xiaofei。91sqs。跟随大师1985年我从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毕业，在留校的行列中，我幸运地被分配到吴孟超教授创立的长海医院肝胆外科的团队。跟随吴孟超教授，是我在逐渐领悟到医学的深奥，强烈地热爱上这门学科后的一个梦想。吴教授指令老“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陈汉教授对我进行严格训练，半年后，开始了大外科轮转，骨科、普外、泌尿外科、烧伤、急救等，手术技术及医学知识有了飞跃。每个周六下午的政治学习必须回肝胆外科，吴孟超教授问起我轮转情况时，我自豪地告诉他我能保证在二十分钟内完成阑尾炎手术，他意味深长地说：“年轻人，你还没遇到难的病例。”直到我经历了“肝下位阑尾”及“腹膜后阑尾”，冒着大汗，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才把那“小东西”找到并捞下来时，才理解了大师的告诫。
1988年吴孟超教授已是第二军医大学的副校长了，他命令我结束轮转，回肝胆外科担任“住院总医生”（协理医生），职责包括：掌控病人入院的床位安排，主管华侨、外宾及高干病人，紧随吴教授，安排他的查房、会诊及手术。
平凡的一天那时只有66张床，平均每天的待床病人超过100名，每天我的集体宿舍门口及病房门口都挤满了病人家属，追着我一路小跑。肝癌病人能等的时间有限，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因此我严格遵守吴教授定的规则，可开掉的肝癌病人优先入院，胆道及其他良性病置后。
一天，早上6点半我迷迷糊糊上厕所小便时，被一个紧随我数天的黄疸病人用右手臂反锁住我的脖子，要我答应他入院，在我义正词严的警告下，他终于松开了手，并且从兜里拿出了500元钱要塞给我，我愤怒地将他推出厕所，并告诉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永远别想住进肝外科。
第二天他又来了，这个农村的汉子流着眼泪告诉我，他的500元钱在公共汽车上被小偷偷了，现在除了交给医院的住院押金，已是一无所有。他要退掉押金当路费，回外地老家，听天由命，他向我道别并致歉。看着他金黄的巩膜上忍不回去的眼泪顺着黑黄的面颊流下来，我茫然了。我掏出白大衣口袋中的待床住院证，找出诊断为“肝内胆道结石，胆总管结石”的那张，察看过当天出院空床，咬了咬牙，在住院证上写下了床号，签下了我的名字。这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违背吴教授指示的行为，10年后提起此事，他认为我做的是对的。那个年代，医生月工资只有不到100元钱，但医生从来不拿红包，年底时各大工厂会宴请医生吃饭，夏天还送来工厂自制的汽水。社会无比尊重这一群体，很少听到病人告医生，常常是病人的父母在出现医疗事故时安慰医生放下包袱，感谢医生尽力了。
不平凡的一天我每天要跑三个地方：华侨病房、高干病房及普通病房。在普通病房完成早交班后，即小跑到300米外的华侨病房。那里每天住着几十个华侨及外国病人，都是慕吴孟超教授的大名来的。豪华单间内多有家属陪同，除写病例及病程记录外，我要花很多时间回答家属提问。500米外的高干病房条件较差，只装修了三间空调房间，为吴教授的手术病人专用。
吴孟超教授作为负责医疗教学的副校长，每天下午在大学校办开会办公，傍晚来查房，再确定第二天的手术病人。常常在调整手术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我必须马上与手术室商量加手术，与血库商量备血，找病人家属谈话，下医嘱备皮、禁食等等，第二天早交班后，再跟随吴老手术。每每手术顺利完成后，在更衣室内，吴老总奖励我一根香烟，让我同他一起美美地深吸几口。
1988年的一天早上，我开始为一位特殊身份的病人做术前准备。他叫宦乡，是我国当时最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他180厘米以上的个子，留着描写鲁迅的那种平头，目光炯炯，声音浑厚，笑声爽朗，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提问、倾听及看书。宦老已80岁了，在肝右叶发现了占位性病变。
我整理好病历，像往常一样到了院办小会议室，心血管科、呼吸科、麻醉科的专家都在场，由我向上海市委领导汇报手术准备情况，这样的汇报已有过数次。
回到病房，宦老像往常一样迎接我，我们向他隐瞒了病情，“骗”他患的是血管瘤。这是惯例，但很痛苦，因为我们在骗病人，更何况骗的还是一位我尊敬的长辈。他很配合地躺下，我为他备了皮，他风趣地问我多长时间剃下的毛会长出来。
下午，汪道涵同志来了，他们谈论着一个秘密行动，由宦老带队，同汪道涵及钱伟长一起赴新加坡，会见台湾当局的代表。汪道涵笑着对我说，要精心治好宦老，手术恢复后陪他们去新加坡。我后来才知道“秘密行动”就是那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作为医生的我差点亲历。
傍晚，我下好医嘱，正打算去食堂吃饭，护士让我接电话，我到了值班室拿起话筒，那边传来了邓小平办公室的声音，在询问宦老的情况后，让我代问宦老好。
第二天早上，我们将宦老推进手术室，吴孟超教授主刀，陈汉教授做一助，我做二助。手术中发现宦老的肿瘤位置极差，无法行一期切除，吴教授为他做了肝动脉结扎，并注射了抗癌药（5Fu），希望肿瘤在缺血的状态下缩小，行二期切除。
手术顺利完成，我们爷仨同往常一样在更衣室里抽烟，但心情并不轻松，毕竟宦老的肝癌无法一期切除。
宦老很坚强，他坚持自己上厕所。直到我10年后自己开了个阑尾，才知道术后的病人是多么痛苦，需要多大的毅力。宦老没吭一声，恢复很快。
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