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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琪去敲化验室的门，里面没有一点动静。只到她报出了自己的名字，里面才传出惊慌未定的声音来：“工人走了吗？”
门开了，闪出一条缝来，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冲了出来，接着露出了一只满头汗珠的光秃的脑袋。当他见到只有陈依琪一人，这才开大了门，拉陈依琪进去，又急着将门反锁了，好像是在提防洪水猛兽会乘势涌进来。
朱弘友再次急切地问道：“工人都走了吗？”
“好臭！”陈依琪用手扇了扇鼻子，肯定地答应着他的话：“走啦。”
朱弘友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用手抹去额头上的汗，又悠然地点起了一支烟。
“别抽啦，人都熏得死！”陈依琪面有厌色。
朱弘友年近五十，身子很矮，肥胖得象只气球。他原来是市粮食局的一名财务科长，局里的干部都说他是好好人，所以连续多年，他都能被局里评选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优秀共产党员。前年因为犯了财经纪律，被撤职查办，据他自己说，那完全是他为领导顶罪，纯粹是自我牺牲，“要不懂投机，在机关里还混什么混？”
果然，上级纪委查来查去，他什么事也没有。查他的人刚一转身，局领导便投桃报李，用一张红头调令，安排他进了下属的市食品厂做了承包厂长。
虽然仕途是从此完了，但这市食品厂美女如云，化钱自主，享着艳福，通着财路，让朱弘友有了做皇帝也不过如此的感觉。原来做个国企的厂长，可以活得如此滋润，那些削尖了头往仕途上钻的人，真的都是些二百五！也难怪那些不傻的国企厂长，升职离开了已有的职位，反象是被判流放似的痛苦！
朱弘友过去虽然只是小科长出身，但掌管钱财的职权，让颇懂经营的他，有了建立起自己广泛人脉关系的机会，他在市里也多了些不为人知的背景。所以他到了食品厂，自恃有靠山，也就颇能独断专行。别看他整天笑得象个弥陀佛似的，说话也和声和气，但做事手段的阴险凶狠，却很少人能比。
初来乍到时，因为不熟悉食品厂业务，他没少吃原厂领导班子的苦头，一段时间里他甚至被完全架空，在厂里找不着北。原厂领导庆幸他待不长，正为他将灰溜溜地离开工厂倒计时，朱弘友只用了几天的功夫，就让原厂领导们见识了官场上的手段，他只是找了些鸡毛蒜皮的事上纲上线，让整个班子的人就一个个全部停了职，他随手又调进了几个自己人，从此便在工厂一统天下。
有一个女工，因为反感他动手动脚，当场骂了他声“流氓”，没几天就被他的人抓住了把柄，炒了鱿鱼。我一家之主，还不兴我开点荤？都是一些时不时都想沾花惹草，红杏出墙年龄的人，男女这点事，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官场上很多人都信奉的处世哲学，朱弘友也同样熟谙此道。
尽管朱弘友在厂里是个土皇帝，几乎没人再敢怀疑他的权威，但对砸人饭碗这样犯众怒的事，他还是有所顾忌的。他不怕工人们凶狠，就怕工人们纠缠，尤其厂里大多数又都是些娘们，哭哭啼啼闹着，求死求活最让他没辙，毕竟他还得要保持住自己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和弥陀佛的外表。
陈依琪尽量用很平静的语气和他说话：“还有范健他们几位老工人没走……”
“这些人真促气！”朱弘友一下子脸色又变了，他紧张起来，瞪圆着眼睛看着陈依琪，朱弘友没当她是外人，所以也不必展现出他已经职业化了的笑容。
“警察走了吗？”朱弘友再次追问。
“走啦，别担心，他们不会闹事的。”陈依琪走近他说道，“他们几个只是家里太困难，要是离开了工厂，那日子就没法过。特别是范健，他老婆卧床好多年了，要是再丢了厂里这份工作，他真的会绝望！”
陈依琪说话细声细气，又糯又软。她说着，伸手就抓过朱弘友胖圆圆的手，几几乎是在哀求：“留下他们吧，他们曾经都是厂里的老模范，就是多了他们几个，也总不会让他们吃白饭的……”
朱弘友拉回自己的手，走到一边，说得很坚决：“不行！你别又要心软，总是妇人之见。听我的，不会错！要是这些‘炒工帮’不离开，工厂转制就寸步难行。要是转制失败，那工厂就彻底完蛋，我们谁也得玩完！现在是顾得了田鸡顾不了蛇，改革吗，总得要有人作出点牺牲。”
朱弘友扔掉手里的烟，用脚狠狠地碾了几下。
陈依琪仍不死心：“那就留下范健吧，以前厂里让他下岗，他去找过市政府，市里领导都有过表态，谁下岗都不会让他下岗，政府应该对他讲点诚信……”
“谁表态，就让他去找谁。”朱弘友仍坚持着。
陈依琪说话的声音开始大了：“我们也没必要做得这样绝吗！就是工厂转制结束，不是一样还要聘用工人？用谁不是用？他们几个老实巴焦的人，全多留下也不会是负担，他们手艺都不错，要不是对工厂有感情，谁也不会死缠着要待在厂里，出去总会有作坊请他们的……”
朱弘友忙打断她的话说道：“那不是很好，让他们去做大师傅，不是挑他们发财？”
陈依琪无话好说，转身开门就走。出门时，她还回头瞪了朱弘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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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琪心里窝憋，她太理解工友们的心情了，在厂里做了这么多年，快退休的时候又让下岗，谁也无法接受这结局。她更同情那位范健，走路不敢直腰，看人不敢正视，说话不敢大声的老好人，风风雨雨几十年，居然最后还是这样一个结局。
食品厂在吴梁市也算是家很有名的工厂，前门是老街，后门是古运河，它的前身是1829年创办的“江南春”，它的主人就是范健的父亲，四十几年前，范健的父亲在“自愿申请”参加公私合营后，郁闷成疾，一病不起，不久便归了天。
范健一直保存着父亲临死时留下的一本《吴梁市公私合营企业发息凭证》的小册子，那小册子的首页清楚地登记着他父亲的名字和住址，投资企业名称是“江南春（糕点厂）”，投资额为“五千元整”，息率“5％”，盖着的公章是“吴梁市食品厂”。后面几页的表格里，还密密麻麻地登记着领取股息的日期和数额。父亲死后，范健一家就全靠这本小册子生活，每一个季度领取一次股息；范健也靠了这本小册子进了食品厂，成了工厂正式职工。但到了1966年的第2季度，这股金便停止了发放。“文革”一来，红卫兵小将抄家时，指定要找到这本小册子当“变天帐”的实例，范健冒死将小册子封上油布埋到了地下，声称已经烧了。为此，他被红卫兵小将严刑拷问了三天三夜，最后还天天被游街批斗，从此就变得不善言语。只到改革开放以后的1984年，政府补发过一次1966年第2季度的股金给他。但之后，政府至今都再也没给他补发过一分钱的股金。
工厂收为国有，获得了很大发展，几次扩充规模，便占了周围几十亩的地。其中大部分地方，占据的是民国前属于一个大徽商的私家花园，那大徽商解放前侨居了海外，再也没回来过。厂区内四季都有花草，遍植樟树、柏树和桂花树，很多都是百年的古树。掩身在树林中的建筑，有清朝民国时期造的，也有解放后砌的，解放前留下的全是典型江南园林风格，解放后新添的都是些方方正正的火柴盒。工厂生产的那些传统糕点产品，要追溯起身份来，大都与进贡皇帝有关。在过去的若干年，产品在市场上曾经都是凭券供应的，能买到的人，不仅可以满足食欲，还可以增添面子上的光彩。在改革开放之前，食品厂辉煌的业绩，曾令所有食品厂的工人感到自豪。
虽然现在的工厂效益不好，工人们的收入不高，但大家总觉得工厂始终都是个依靠，老工友都几十年下来了，谁不是以厂为家，现在家要散了，那他们又能如何？
他们不象年轻一点的人那样，够独立，也自我，可以大胆地去自谋个生路。象化验室里原来的小丫头，不用你来炒，她先炒了工厂。她有大学的文凭，又有技术特长，辞职跑去广东工厂打工，收入反而是在食品厂时的好几倍，更不用被当领导的三天二头性骚扰，那朱弘友找她说话时，那贼眼老是只盯她的胸脯不看她的脸。她说朱弘友那色眼，可以强奸所有女人的尊严。
还有那些早早就炒了工厂辞职单干的大师傅，他们胆子大，脑子活，在外面开个前店后坊的私人食品店，现在也都成了老板，根本就不会将工厂这份工作再放在自己的眼里。食品是涉及千家万户需求的大行业，那些其它行业的下岗工人，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