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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喜欢拍照，家里有许多她姿态各异的美人照；她也喜欢把我、弟弟和她自己的女儿打扮起来带到照相馆去拍带背景的照片，我们足不出户，照片洗出来身后就有南京长江大桥和美丽的椰子树；她用炼乳和蔗糖自制饮料，灌在大号的盐水瓶里送到冰库里去冰（那时候电冰箱还远远没有进入家庭），很像现在的冰霜和奶昔；她带我们去店里吃东西，还给我们买一些奢侈的小玩意儿。有一次弟弟委屈地说他还一次没有去过龙冈呢，姑妈说这个容易，第二天就买了车票专程带他去了一趟。龙冈是盐城西边的一个小镇，距盐城市区不到十公里。那时候的龙冈基本上就是农村，我记得只有一个简陋的车站，一两家搭着凉棚的吃食店，还有早饭前就散摊的菜市，此外就是成片的农田了，连一条像样的街道都没有。这样的地方会有什么玩头？反正我父母一听就摇头，但我姑妈一大清早就兴冲冲地领着弟弟去满足心愿了。回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乐呵呵的，满脸远游归来的喜悦。谁也不清楚他们到底在龙冈度过了怎样的一天。
姑妈坐在床边望着弟弟，启发他想一些好吃的东西。我们这些孩子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能获得对食物向往的特权，如果平常嘴馋是要遭骂的，会被看作没有规矩。可惜的是人到了生病的时候往往胃口不佳，因此也缺乏对食物的想像力。身体健康的时候有那么多想吃的东西，病了却一样也不觉得好吃。姑妈把她能想到的小孩喜欢吃的东西一样样地说出来：苹果、梨子、蛋糕、水果糖、枣泥饼、云片糕、米饭饼、金刚其、荷包蛋，可是弟弟全都摇头。他想得起来的只有一样，就是“橘子罐头”，而且回回都是这样。姑妈说好，转眼一个贴着彩色标签纸、里面装着黄澄澄的剥了皮的橘瓣的玻璃瓶罐头和小勺子就递到了弟弟的手里。这是一个甜蜜的时刻，因为橘子罐头里的每一片橘子都是甜蜜的，亲情还有特权也是甜蜜的。弟弟美美地吃着，病即刻就好了一半。有时大人们会叫他也给我尝尝，弟弟似乎早有此意，马上把罐头递了过来。因此我也记住了橘子罐头的滋味：酸酸的、甜甜的、凉凉的，汁液饱满的橘瓣细细地接触到舌尖的小味蕾，心里充满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幸福感。那一刻真是美好极了！我甚至想过等我有了钱，我会买好多好多的橘子罐头吃，每天都吃。
弟弟烧退之后就慢慢好转了。他可以起床了，穿着比别人厚的衣服，坐在门厅的藤椅里，在一圈照进屋里来的阳光之中。病好之后的弟弟苍白、羸弱、不太有言笑，但是不消几天他就完全恢复了，健康、红润、精力充沛，让我们彻底忘掉了他生病时凄楚的样子。然后就该等着下一次了——如此这般再重演一遍。他牵动着全家每一个人的心。
我的弟弟和我一起长大起来。我们都高、瘦、白皙和文弱，一副好孩子的模样。人家对我们说：“你们一看就是一家的。”这句话我们两个都很爱听，并且引以为荣。我们姐弟俩不仅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而且还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之后我们都分配到北京工作，在北京成家立业。成年之后我们都变得散淡，我们之间没有通常亲属之间的频繁走动，也没有礼节性的拜访，见面完全是兴之所至。我们的关系更像是朋友，那种年深日久的、不需要时时想起也不会忘记的朋友。忙起来我们一年也不见一次面。而在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幼小的孩子，我曾经不时地非常热切地非常困惑地想：在我来到这个世界快两年的那些日子里，我可爱的弟弟他又在哪里呢？
在我的感觉之中，十岁到二十岁也许是一个人一生中最漫长的十年，也是最经得起消磨的十年。一个人在这段光阴里就像一株幼苗渐渐地长成一棵枝杆挺拔的大树，甘苦喜乐只有自己最清楚。这样的一段时光，有时候像盛开的花朵一样浓艳，有时候就像风里飞扬的柳絮那样茫然，有时候备受爱护，有时候又被冷落在一旁，有时候很热闹，有时候又很孤独。我从来觉得做一个小孩子是不容易的，成长是不容易的，是一件有甜也有苦的事情，而且常常是苦多甜少，甚至是有苦难言和苦不堪言。我不赞同某些人认为孩子的世界是纯洁无瑕的，孩子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幸福当中，这未免太想当然了，太一厢情愿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忘本之人，或者干脆就是麻木之人。要我说孩子根本就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混杂在成人的世界里，就像小树长在大树底下，就像鱼苗在大河大海里历尽风浪和风险。我认为每一代孩子都很不容易，可能他们有一些相同的别人看得见的快乐，但他们肯定有许多别人看不见、也体会不到的痛苦，而且是各有各的痛苦。
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黄帅？她可是我们那时代的英雄和偶像。1973年底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女孩凭着《一个小学生的日记》一夜成名，成为“反潮流”的代表性人物。那时候报纸上刊登着她的日记，广播里播放着她的日记，我们上学也学习她的日记，她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是我们这些同龄孩子羡慕不已的对象。
在黄帅的带动下，我们猛批“师道尊严”，给老师提意见，贴老师大字报，闹得沸反盈天。黄帅曾一度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而某一天她忽然就如“白卷英雄”张铁生一样成了反面教材，也成为众矢之的。从她的“日记”发表，也就仅仅过了四五年时间，高考恢复了。黄帅自己也不再“反潮流”了，又顺应潮流做了一个用功本分的学生。之后关于她的报道就极少了。1979年她以320分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据说在录取不录取她的问题上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胡耀邦同志为她说了话。
黄帅曾经在那个年代大出风头，曾是最风光的人物，当年不知有多少孩子对她仰慕不已，不知有多少孩子梦想成为她。但黄帅的坎坷曲折，她所经历的摔打和所受的创痛又有谁去体察和怜惜？她被那个时代诱骗，最终差一点成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最出名的一个孩子，但却绝对不是最幸运和最幸福的一个孩子。即便在头上戴着炫目的光环的年月里，我想黄帅恐怕也很难说就有多么的幸福。我认为作为一个儿童她失去和付出得太多了，她过早地（或许还是被迫地）交出了自己的童真和作为一个孩子的懵懂幼稚，她也过早地受到了成人社会的熏染和压榨。
而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那时候的教养背景总体来说是粗放型的。那个时代频繁的政治运动让我们的父母自顾不暇，他们对我们说到底顶多只是一个大方向上的把握，说严格也很严格，说粗疏也很粗疏。我听说过一位从小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朋友，他家弟兄好几个，晚上他当大官的爹回家顶多就是数一数炕上的脑袋或者炕下的鞋子。有时孩子带了朋友回来，这位父亲从来不会细看躺在炕上的是自家的孩子还是人家的孩子。——多少年后这段往事被当作笑话讲述，的确，我们那代人的父母远不像如今的父母这样事无巨细地对孩子倾注着满腔的心血，所以我们也有着比今天的孩子多得多的玩耍时间和自由成长的空间。
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经常是一大群孩子纠集在一起，疯跑打闹，做游戏，发泄过剩的精力。我们玩得最多而且兴味不减的是一个原始简单的游戏——捉迷藏，我们叫“藏猫猫”。大家各找地方躲起来，只留下一个人找，第一个被抓到的成为下一个找人的人。有时候有人会出馊主意，让躲藏的人一起偷偷溜掉，只把找人的那个孩子孤零零地留在那里。有时候是那些要去躲起来的人比较惨，四周缺少遮蔽物，树丛稀疏矮小根本就藏不住人；青青的麦田里有许多飞舞着的虫子，咬一口又肿又痒，起的红包好久下不去；河沿的坡很陡，下过雨之后又湿又滑，一不留神就会失足掉进水里去。尤其是在那些没有月亮的夏夜，四处都是黑黢黢的，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打着小灯笼飘来飘去，男孩子吓唬我们说那是鬼火，燃烧的是死人的骨油，那些坟地里阴魂不散的女鬼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穿着白衣红鞋披头散发出来作怪，要到公鸡打鸣之后才肯回去，听得我们汗毛倒竖，脊背后面凉森森的，忍不住发出一阵阵的惊叫。女孩子们再不敢分散躲藏，战战兢兢地躲在一起，叽叽咕咕地笑，还相互埋怨，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一惊一炸，总是很快就暴露了目标。最高兴的是一起玩的人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