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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会吧南洋-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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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当年的海外华侨,那种爱国热情是我在国内还没有看见过的。他们不管做何职业,白天卖花,晚上筹款;再加上报纸的宣传,就觉得国家一定不能亡,有机会一定要回来参加抗战。 
问:还记得当时报纸的宣传内容吗? 
罗:最记得的是“上海八百壮士”,他们不怕日本人,不怕牺牲,激起了我们报效祖国的热情。 
问:当时南侨总会具体做哪些工作? 
罗:做募捐和宣传国家抗日的很多事,出钱、出力,一般是实力雄厚的人做负责人,他捐钱最多。 
问:回国时是否知道具体做什么事? 
罗:知道,在滇缅路上驾车运送军需物资。 
问:都发了些什么证件? 
罗:有机工登记证,统一的服装、棉衣等。 
问:出发时侨居地的华侨反应如何? 
罗:在太平,很多人送我们上火车。到了新加坡码头,那种热闹的场面不得了啊!整个码头,到处都是人。我姐夫也前来送我。 
问:回国的线路? 
罗:从新加坡乘船到越南西贡上岸。1939年7月27日到昆明潘家湾西南运输处的训练所接受训练。 
问:训练内容? 
罗:列队、出操、讲话,完全按部队的方式。 
问:集训完您分在哪个队? 
罗:华侨先锋队第一大队二中队。编制为一个大队,四个中队,一个补充中队。现在芒市的刘传授就是我们补充中队的队长。 
问:回来后还与两位侄子在一起吗? 
罗:没有,训练完编队就分开了。 
问:何时开始出车? 
罗: 1939年10月。因我们训练完后暂缺车辆,待新加坡南侨总会捐助了一百多辆车子过来,我们就到缅甸腊戍接车,及时装上物资,就开始了滇缅路上的运输。 
问:与您在一起的南侨机工,海南人多吗? 
罗:我们队里三十多人是海南人。从分队长、中队副到队员,虽然我们在路上很辛苦,但停下来聚在一起就很愉快。 
问:回来后生活上适应吗? 
罗:刚到昆明时不适应,后来沿途都开了咖啡店,还有卖咖哩的。 
问:当地人对南侨机工的看法如何? 
罗:南侨机工爱打抱不平,当地百姓对南侨机工的印象不错。举个例子,当年的云南王龙云部队的士兵欺负一个经营“新时代”咖啡馆的店主,他告诉我们华侨,我们十多个人去找他们评理,那些卫队巡警知道华侨来了都跑光了(笑)。我们华侨对老百姓讲信誉,不欠债,百姓对我们的印象是好的。 
问:在滇缅路上都运输些什么物资? 
罗:机油、军火、平车炮等,出口的几乎都是桐油。 
问:这些物资运往何处? 
罗:当年西南运输处有几个大仓库,我们往返于缅甸腊戍、龙陵和下关之间。 
问:回来后看到滇缅路上的险境害怕吗? 
罗:这个在国外就有准备了。回来就不准备活着回去了,对于死是不在乎的。第一次飞机来炸昆明,我们也坦然对待。日本飞机几次轰炸惠通桥我都碰上,开始惠通桥下午三点钟才放车,后来炸多了,也就不在乎了。 
问:把生死置之度外? 
罗:是。 
问:惠通桥被炸时,抢运物资是否特别紧张? 
罗:当然紧急,各自的车子都装了很多货。我刚过桥,到老鲁田段桥就被炸。我一生都是幸运的。 
问:日本飞机轰炸保山您知道? 
罗:我在。我们在一山口煮饭,飞机飞得很低。天黑,我们进城,在南门看到很多烧焦的尸体,真是惨不忍睹!那都是我们的同胞呀!第一次闻到人被烧焦的味道,的确难闻! 
问:知道中国远征军吗? 
罗:知道,大部分是我们南侨机工驾车送出去的。 
问:驼峰航线开辟,有部分南侨机工到印度您知道吗? 
罗:知道,庄镜波等好多老乡,分两批到印度汀江机场,后来的一批更加艰苦,到印度兰姆伽,就像与我同一批回国的陈邦兴、谢川周他们。 
问:知道华侨互助会吗? 
罗:知道,在昆明。 
问:机工复员一事呢? 
罗:1947年才知道。1946年开始登记时我不在昆明,1948年最后一次复员我在下关,来不及了。   
岁暮时才认识他们(3)   
问:新中国成立以后做何工作? 
罗:一直在下关盐务局工作。 
问:您认为现在还需要发扬南侨机工精神吗? 
罗:当然需要!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我们民族的那种觉醒和凝聚力,让再强大的敌人也不敢小看我们。华侨的爱国热情更是少见。那种精神,永远需要。我们的下一代,需要爱国主义精神。国家要宣扬,爱国主义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永远倡导的! 
一次不寻常的访谈;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华侨华人;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南洋华侨。记得我在一本史书中读到,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南洋各地后,对华侨“检证”的对象主要包括: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的活动分子,陈嘉庚的追随者,还有就是海南人——被认为有问题的华侨立即拉去枪决。 
南洋华侨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可谓付出了巨大牺牲! 
遗孀想走滇缅路 
2005年8月下旬,由云南省交通厅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重走滇缅路”活动,在昆明西站滇缅公路零公里纪念碑前举行发车仪式,场面热烈隆重,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宣传报道。在读到其中一段:沈桂英向记者讲述了六十多年前她丈夫和滇缅公路的那段不解情缘。沈桂英的丈夫叫李大勋,三年前在昆明去世,享年83岁。沈桂英还告诉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大勋和其他南洋华侨青年一道,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毅然从海外归国,参加到了抗战之中。抗战期间,李大勋在云南驿机场开汽车,专门负责军用物资的运输。她和李大勋在滇缅路上相爱,后来,她丈夫还将她接到云南驿小住过一段时间。那天她路过省交通厅门口时,看见很多人在那里,上前打听后才知道都是重走滇缅路的。沈桂英红着眼睛对记者说:“要是能早一点知道重走滇缅路活动,我一定会来参加的。提到滇缅路,我总会想起他。”简短的一段文字,留住了我的视线,勾起我对他们点滴的记忆。 
李大勋夫妇是父亲生前常来往的同乡之一。 
李大勋、李大林兄弟俩同为南侨机工,海南琼海人。他们的父亲早早地就离开家乡到泰国,待到回家探亲时,带回同父异母的男孩李大林。一年后,生下又一男孩李大勋。 
年少时,兄弟俩一起随叔父到马来亚新加坡埠南奥汽车厂学技术。1939年3月又一起报名回国,服务于滇缅路上。抗战胜利,哥哥李大林赶上机工复员的队伍回到新加坡,弟弟李大勋与妻子沈桂英留在了云南昆明。 
印象中,李大勋言语不多,而他的妻子较善言谈。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位想重走滇缅路的机工遗孀,我特地前去拜访她。已80岁的沈桂英老人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她敏捷的思维,清晰地梳理起记忆中的往事。 
1941年起,昆明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经常拉警报。当时,年方16岁的沈桂英经同学母亲介绍认识了机工李大勋。一见面,她就被对方潇洒的气质吸引了,为之怦然心动:西装领带,铮亮的皮鞋,梳洗整齐的头发。最吸引她的,还是同学母亲对他的评价:“勤恳,能吃苦,一套行李就是他的家,经常工作在外。” 
沈桂英老人爽直地讲述着,她的介绍人就是机工黎家明的岳母,即同学周琼英的母亲。 
黎家明中等个子,浓眉大眼,皮肤白皙,加上他说话温和,看上去比较内秀。那是他生前我对他仅有的一点了解。在我查阅整理南侨机工资料过程中;在机工复员登记册中,载有黎家明的那一张历史档案,他一家三口的合影留给我深刻印象。妻子怀抱一未满周岁的孩子,丈夫右手紧搭在妻子肩上,俩人的双目既柔情又充满对未来的向往;丈夫的手臂揽住了妻儿、揽住了一个家庭。 
黎家明,海南琼海人,1932年到马来亚,侨居新加坡。1939年3月报名回国,在西南运输处训练所接受军训以后,派往仰光装配进口汽车;1940年调入昆明西南运输处二十一大队直到抗战胜利。在此期间,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周琼英。周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师,在家自开医馆,其母在家主持家务;花季之龄的周琼英在文林小学毕业后就读于昆明女子中学。周家在昆明小普吉有三间房屋,其中一间租给几名南侨机工居住,因南侨机工在那里有一分队。住在那里的几名机工是黎家明、李大勋、陈宋义、沈代成、刘家汉等。周的母亲是个有心人,她仔细观察着出入家门的这群帅小伙子。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待人礼貌,勤恳耐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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