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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书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继续工作，直到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才全部结束。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钟书同时兼任所内的研究工作，例如参加古典的《唐诗选注》。
钱瑗考取大学以后的暑假，一九五六年夏，随钟书到武昌省亲。我公公婆婆居住学校宿舍。钟书曾几度在暑期中请“探亲假”省视父母。这回带了阿瑗回去。
大热天，武汉又是高温地区，两人回来，又黑又瘦。黑是太阳晒的，瘦则各有原因。钟书吃惯了我做的菜，味淡；我婆婆做的菜，他嫌咸，只好半饥半饱。爹爹睡觉不分日夜。他半夜读书偶有所得，就把健汝唤醒，传授心得。一个欠吃，一个欠睡，都瘦了。
这时爹爹已不要求钟书“养志”（养志的弟弟携家侨居缅甸）。他最宠爱的是“女孙健汝”，钟书已是四十五十之间的中年人，父子相聚，只絮絮谈家常了。爹爹可怜娘寂寞，而两人很少共同语言。他常自称“拗荆”。我问钟书什么意思。钟书说，表示他对妻子拗执。我想他大概有抱歉之意。自称“拗荆”，也是老人对老妻的爱怜吧？
钟书阿瑗回京，带给我一个爹爹给我的铜质镂金字的猪符，因为我和爹爹同生肖。我像林黛玉一般小心眼，问是单给我一人，还是别人都有。他们说，单给我一人的。我就特别宝贝。这是在一九五六年暑假中。
一九五七年一、二月间，钟书惦着爹爹的病，冒寒又去武昌。他有《赴鄂道中》诗五首。第五首有“隐隐遥空碾懑雷”，“啼鸠忽噤雨将来”之句。这五首诗，作于“早春天气”的前夕。这年六月发动了反右运动，未能再次请假探亲。
那时钟书的三弟已回国，我公公命他把我婆婆送归无锡，因她已神智不清。我公公这年十一月在武汉去世，我婆婆次年在无锡去世；我公公的灵柩运回无锡，合葬梅山。
（十二）
钟书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1957年的5月间，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玩，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来了。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我们读了很惊讶。三反之后，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原来一点没变，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些。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心上大为舒畅。几年来的不自在，这回得到了安慰。人还是人。
接下来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钟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使我们对“政治”悚然畏惧。
所内立即号召鸣放。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红楼梦》的“色空思想”。接下来是肃反，又是反胡风。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提升为一级研究员，钟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接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受优待，出行有高级车，医疗有高级医院；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
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已经放心满意。上面只管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钟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钟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起哄”，也就不相强。
钟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果然，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运动开始，领导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不足为奇。但运动结束，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我们始终保持正确，运动总结时，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
钟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还是“漏网右派”，反正运动结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钟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其实，在选本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钟书认为不必选的，能选出来也不容易。有几首小诗，或反映民间疾苦，或写人民沦陷敌区的悲哀，自有价值，若未经选出，就埋没了。钟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
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钟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我只是“贤内助”，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听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
《宋诗选注》虽然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他的成绩并未抹杀。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不过大量的书，我名正言顺地读了。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走马看花”，到徐水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我们参与全国炼钢，全国大跃进，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处。我于1958年11月下放农村，12月底回京。我曾写过一篇《第一次下乡》，记我的“下放”。钟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他12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阴历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厂炼钢。
钱瑗到了工厂，跟上一个八级工的师傅。师傅因她在学校属美工组，能画，就要她画图。美工组画宣传画，和钢厂的图远不是一回事。阿瑗赶紧到书店去买了书，精心学习。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带她一处处参观。师傅常有创见，就要阿瑗按他的创见画图。阿瑗能画出精确的图。能按图做出模型，灌注铁水。她留厂很久，对师傅非常佩服，常把师傅家的事讲给我们听。师傅临别送她一个饭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见的像章中数这枚最大。
钟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怜。我曾到昌黎“走马看花”，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区。钟书下放时，“三年饥荒”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捣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他阴历年底回北京时，居然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