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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有时我会扪心自问，我和李跃是不是有同性恋倾向，人家都是男女朋友欢天喜地双双考进同一所大学，在没有了老师的极力阻止、没有了家长的强烈反对的宁静校园里手牵着手渡过浪漫的学生时代，而我呢，要和一个一点都不浪漫的化学胖子朝夕相见，除了可以随便的抽烟随便的喝酒随便的骂人外，没有一点浪漫的元素。我试着找了本电影画册翻到赤裸女星的图片仔细观察，发现自己还是有男人应有的反应，这使我很欣慰，确定自己不是同性恋。
终于盼到了离开的日子，我们俩却都有些伤感，毕竟要离开父母离开从小就生长在这里的城市很长时间，我们跟着大人一起流了会眼泪，然后踏上行程。
我们坐在“119次”列车上，车厢里弥散着方便面和人肉的恶心气味，过道里挤满了“无坐”乘客，有的已经坐在地上依着硬座边缘打起了盹。我憋着泡尿，但懒的到人肉堆里拥挤通行。车窗吹进猛烈、灼热的风。我已经完全没有了马上就要开始大学生活的兴奋，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母亲流满泪水的脸和父亲润湿的眼睛，父亲深沉而沧桑的声音在耳边不停的响起，“一个人在外面，千万别惹事，但有了事决不能怕事。”我有一种醉的感觉，思维简单而茫然。对面坐着李跃和两个北京四中的学生，我们即将成为新校友，从上车我们已经聊了很多，都没了词。一个瘦瘦考上计算机系的男学生开始翻阅高等数学，李跃和另一个学生开始打盹，李跃头歪着靠在车窗框上，脑袋随着车厢的抖动不停的摆来摆去象一个磕头虫，我羡慕的看着李跃在这种非人呆的环境下竟然能够响起酣声，口水也能一滴一滴的掉下来。
后来几年我频繁地穿梭在这条京沪线上，忍受着各种气味的折磨，我们的全程是27个小时，半价票额是28块5。每次途中我都有一种想写一首歌的冲动，歌名就叫《特快119》，属重金属摇滚类别。后来我打算弄成一首只有一句歌词然后都是曲子的摇滚，那词是“到处弥散着人肉的味”，但直到毕业的最后一趟车我也没有写出来，倒是听见崔健的歌里有类似的词出现。
2
我和李跃拖着大包小包终于踏进了梦寐以求的宏伟的校门。那一刻，我为自己的苦读终于有了收获和终于忍受住了一路的折磨而感动得泪眼朦胧。随后我就开始想回家，想无论如何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么个无亲无故的异地呆上四年，我想爸、妈、姐姐，我想我家的小屋。
在经历了一系列繁琐的报道、交费、领书的程序后，我们被一个本系高年级学生蹬着三轮送到了宿舍楼。我头一次看见倒着骑的三轮，自己被置于斗里推着向前走象检阅三军似的觉得很好笑。我俩是我们宿舍最晚报到的。我们进门时五个人和我们打招呼，但没一个人帮我们支蚊帐。我俩收拾床铺时小声嘀咕着今后要和这几个傻逼一起生活真他妈的扫兴，后来情绪好一些我俩开始商量比一比谁能先找到漂亮的女朋友，输的一方负责买卧铺票。我说李跃你肯定输了，因为我比他长的精神，他说不一定，南方姑娘就喜欢北方的胖子，尤其喜欢化学好的胖子，我问他有什么根据，他说南方姑娘大多梦想着嫁给日本人，日本人就是小逼个儿一身肉，我说可你个儿还行不算小逼个儿，我又问他姑娘为什么喜欢化学好的，他说化学是和医学相通的，懂化学懂医学的男人都知道采取何种方法避孕。我不屑一顾的说操，这有他妈什么联系，全天下的男人都知道如何避孕，他的话纯粹是一派胡言，我还说南方姑娘喜欢物理好的北方汉子那，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摩擦。我们两个旁若无人的开怀怪笑。可能是我和李跃探讨的问题太出格了，同宿舍的另五个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八成觉得北京来的学生怎么是两个流氓，我俩只管谈笑并不搭理他们。其实我俩都憋了一肚子气，再怎么说今后要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四年，怎么能死性到连帮忙的话都不愿意说一句。
还是“打红五”使大家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和，也开始不再陌生，熟悉起来后才觉得其实大家并不是很难交往。那是一种南方式的类似“双抠”的打法，四个人三副牌，一人抓了一大把。小吴教我们，洋洋得意，刚跟我学的“他妈的”挂在嘴上，指点着江山。正是因此后来我们选他为“寝室长”，主要工作是打扫卫生和打开水。小吴是宁波人，海风吹得脸膛黝黑，如果不开口说话，很像东北人。他的性格也有着东北人的仗义和豪放，当然那会儿东北人还不都是活雷锋。
牌打得正欢，一个自称是我们辅导员的高年级同学走进来，告诉我们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外语，明天早上到第七教学楼参加英语分级分班考试。宿舍里一片哗然，我和李跃面面相觑，骂着他妈的，以为逃离了苦海没想到是刚刚开始。其他的五个同学到处的翻着英语书，我和李跃是一点看书的情绪都没有，于是决定出去看校园和女孩，我们还要为找漂亮女朋友的目标努力奋斗那。等我们俩欣赏一溜够回宿舍拿饭盆吃饭的时候，发现五个人都坐在自己的床铺上翻着英语书嘴里默默念叨着，我们俩怕打扰了同宿舍兄弟的学习气氛迅速的取了饭盆直奔食堂。英语分级考试成绩下来，我们宿舍小吴成绩最高，被分进了A班，直接读大学英语二级，我和李跃和另俩个同学被分进了B班，读大学英语一级，剩下两个同学成绩最低，进了P班，英语预备班。
开课以后，每个清晨我们随着晨号醒来，收拾停当，然后去食堂吃饭，打开水。回到宿舍后两排就座在干净巨大的桌子旁默读外语。新生的生活简单有序。但这只维持了不长的时间，我和李跃就有点受不了了，此后，我俩经常被众人蚊子般嗡嗡读外语的声音吵醒，不情愿的起床洗漱、吃饭。
大学学生从来没有固定教室固定座位，这门课在这个教学楼，那门课又在另一个教学楼，我们每日穿梭在校园的楼宇间，很多同学为了占到前面的座位，行色匆匆，我和李跃则悠闲漫步，对我俩来说，后面的座位才是最好的，老师看不到。
我们的第一门课是高等数学，老师是个浙江老头，操着一口浙江味的普通话。起初我和李跃还是像高中时一样认真的听讲，认真的做笔记。但无论我俩如何支着耳朵如何的聚精会神，最终只能听懂老师一大段讲解后的最后一句话，“嘚不嘚（对不对）？”为了不让耳朵继续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俩决定放弃，与其打着瞌睡早起、饿着肚子赶到教室听n个“嘚不嘚”，不如在宿舍里睡大觉，回头再自己看书。正是大一的高数老师让我们学会了不听讲、不上课。在初尝了不上课的极大好处后，这种作风急剧蔓延到了每一门课。后来几乎所有的课我和李跃都没有认真听，都是在到了考试的最后关头拼命的自修学习的。不用每天都上课使我俩顿觉轻松了很多，不过有一件事情美中不足——有的老师会在上课前或是下课前点名。
由于点名直接关系到学期末的考试成绩，所以显得异常重要。不过点名也是有规律的，我们把大学老师分成三类：不点名的、不经常点名的和点名的。有一些自恃不凡的老师把点名看作是一件不屑的事情，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自己的课有没有吸引力，所以一学期自始至终都不点名；另一类老师颇爱点名，几乎每堂课都要点；最不受欢迎的老师就是随机点名，一学期点个几次但毫无规律，不定什么时候想起来就点。我和李跃细心观察了每一门的任课老师，发现规律总结规律，制定了一张点名作息表，挂在床头，我们按照老师点名的不同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到教室时间，两个人轮流着点名。于是我们有了大段的自由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俩开始感觉到自由的生活真好，大学的学习太轻松了。
3
我们寝室的七个人，南北方比例4比3。后来经过“残酷”的考试淘汰，一人被降级，一人被迫抱病休学，南北方比例成了3比2。7个人里我的岁数最大，所以他们包括李跃都叫我“方大”。由于我办事公正，后来在学校里又交了很多的狐朋狗友，寝室里谁受了欺负都会请我出面平息，所以我应该算是依靠着个人魅力领导着这样一个南北方集体。不过，我也和同屋的兄弟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为此我曾后悔不已，好在仅此一次，那哥们就是小胡。他个儿不高，杭州男孩特有的白净，架副白框眼镜，文质彬彬，满口不利索的普通话。
小胡有一个女朋友，和他是高中同学，叫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