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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上用了点劲，让刀尖抵进他的肉里，迫使他住了口。
大喇叭还在响着，这时我们才听清里面放的歌曲，刘欢在扯着嗓子吼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呀，风风火火闯九州……”
谁是好汉？谁该出手？
我在心里盘算着，尽管我们先发制人，但形式对我们依然不利。我想不出那个黑娃子是否真的会拿来土枪，也不知道村民的凝聚力到底如何。
就这么僵持着，我一时想不出好的对策，他们也没有援兵来改变局势。只有刘欢的吼叫刺耳地夹在中间，说不出是谁在用这歌声挑衅对方，但在这时候却充满了嘲讽的味道。支书儿子高举的板斧像一个道具，在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砍也不是，放也不是，紧绷着神经的战备状态让他并不轻松。蓁子趁这机会，给他和那柄饱含杀机的斧头嘁里喀嚓连拍了几张照片。
第一部分第11节 绑架（4）
门外忽然一阵骚动，我的心也随之高悬起来，未及有所反应，门口已冲进来一个人，身体遮住了屋里的亮光。
是若智。他对眼前的局面扫过一眼后，立时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若智抬起一脚，猛踹在支书儿子的后心，对方闷哼一声，扑地倒下，板斧也扔在一边。
变化突如其来，我抵着支书的刀子也不由松了一下。
支书儿子虽然倒下，口里却骂个不停，若智上前一步拣起板斧提在手里，转身一脚踢去，那小子向后一滚，躲开了。从小在兰州的街上打架长大的若智那受得了这样的谩骂，双手抡圆了板斧朝他的头砸去。
只听“喀嚓”一声，斧背砸在了紧挨着支书儿子头部的一个小凳子上，头没伤着，凳子却被砸得四分五裂。
在场的人无不失色，看那小子，已经湿了裤子，瑟瑟发抖着不敢再骂，也不敢爬起来。若智意犹未尽，踢了他一脚骂道：“去你妈的屄！敢绑架我们的人？敢给我们提斧头？你狗日的真是不想活了！”
我放开支书，喊若智让他住口。
若智看着我们几个说：“你们都没事吧？”我说没事，他说没事就好，如果有什么事我非血洗了这地方不可。
南子非也放开了支书，任他去扶起已经吓傻的儿子坐好，让旁边的一个小孩到里间关了喇叭。
门里又进来一个女人，让我大为诧异的竟然是江玲，那个缠着我们做采访的女人。但转念之间我就明白若智肯定和她有了一手，不然怎么会同时出现在这个地方。
她冲着我一笑说：“主任，我们也来了。”
我向她点点头说：“来了就好。”
支书一直在听着我们的话，脸色也慢慢地变青。
我拿出手机，给县委办公室打了过去：“县委吗？我是甘肃Χ报社记者，请让你们书记接电话。”
对方大概是县委办的主任，听我自报家门，连忙说书记们正在召开常委会，问我有什么事。我把南子非因采访被关和报案未被受理的事说了一遍，他说一个小时前就有棠城商报的两位记者来县委了解过这事，书记已经知道，并责成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陪同，和公安局的人下来了解情况了。
见他如此说，我大松了一口气，在我们还没进村时，商报随后跟来的记者就已经到了县城，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先去找县委。我知道以商报在西北的影响，县委的官僚们也不敢怠慢。按照不成文的规矩，省报的记者下县，都是书记县长要亲自接待的，在对待“喉舌”上，地方官员显得尤为势利，报社级别越高，在他们这里受到的礼遇也就越高，而我此前供职的报社和现在手拿的记者证恰恰是省内排第一的媒体，出于对他们自身形象的考虑，也不敢对我们太过小觑。
我们与村支书和地方官员，说白了就是相互克制的关系，而让当官的忌惮记者，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胃疼不期而至，像一场意料中的阴谋暗算了我。
爬在A县医院的病床上，我双手紧按胃部，也止不住大汗淋漓。
医生在床边忙乎着，我在他们眼中却不是一个胃病患者。村支书给我的那一凳子砸得够狠，背上多处地方青肿淤血，软组织受伤，幸好没伤着骨头。
南子非比我伤得更重，他在先一天晚上被支书的儿子和另外几个人围住痛打了一顿，否则他们也把体壮如牛的南子非无法绑住，现在他躺在另一个房间的床上接受治疗。蓁子不停地给我擦去头上的汗水，那些医生也在我背上涂抹着什么药水。
两个小时前在石盘村，三辆呼啸而来的轿车解除了我们与支书的对峙，局势也彻底转向对我们有利的一面。一辆警车，坐着县公安局的刑警队长和几个警员，一辆县委的车，由宣传部的副部长压阵，另外一辆就是《棠城商报》的新闻采访车，正是他们新闻部这次前来的两名记者，才撼动了平时坚如磐石的地方官员。车身上喷着的新闻采访字样，在日光下无比刺眼。车在奔跑时，那些字在某些人眼里是一面旗帜或者鲜花，在某些人的眼里，却是已经出鞘的钢刀。
接下来就是对所有事件的调查，公安局需要取证，宣传部的意思却让我们赶快进城，说书记县长已经准备好给我们接风的酒宴，而潜台词无非是让我们早点离开这里，以免把他们的“家丑”张扬出去。
当副部长跟刑警队长看过我和南子非所受的伤时，他们的劝阻不再有力。趁他们调查的时候，我们也分成几组，对村小学乱摊派及打瞎学生眼睛的事开始突击采访。商报的两名记者为一组，着重采访南子非被关押的事件，若智和江玲一组，南子非跟小王一组，我和蓁子一组，留下司机小朱看着我们的车。
后来石盘镇派出所的人民警察也在刑警队长的训斥下赶来，开着他们那辆破旧不堪的北京吉普。
待一切都水落石出时，副部长和队长都无话可说，支书和他的儿子以涉嫌非法拘禁罪被押进了警车，随同给他们做伴的还有几个参与了殴打南子非的村民，他们慑于支书的淫威限制别人自由的同时也给自己创造了失去自由的机会。
那个打瞎学生眼睛的老师也就是该小学的校长，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村支书的内弟，正是他们的串通一气才导致了学校的乱收费高得离谱。在这人均年收入不到800元的村子，每个学生一学期的各种费用就有300多元，因为支书的蛮横，谁家孩子想不上学都不行，他打着普及九年教育的幌子敢随意给那些孩子辍学的家庭罚款，而一旦进了校门，在贪欲中诞生的收费名目就不可遏止地扣在每个学生的头上。
那个在课堂上说了一句话却失去一只眼睛的孩子叫马小良，他因为校长也就是他的班主任在课堂上限期让他们交纳早就通知了无数次的“学校增容费”，不交的学生将被开除学籍，而连开学时各种杂费都没交清的他在这个时候就被校长当了典型，特意提起来喝问他为何不交，他说：“我家里没钱交，我爸爸说这些钱都是不该交的，因为没有用在学校里，所以他不给我钱。”
就这么一句实话，竟让该校长勃然大怒，他高踞讲台指着学生开骂：“没钱交？没钱你就变个驴毬打肚子去！交不起你就不要念书。”骂完了还觉得意犹未尽，挥手就把黑板擦砸在了马小良的脸上，并且很准确地打在了右眼角上。
没收到９８元的“学校增容费”，却毁了五年级学生马小良的容。他失去一半的光明是在挨打１０多天后，校长便有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即使马九华到处上访，也没谁出面给他的儿子以公道，唯一得到的优惠待遇是马小良从小学毕业，再不收他的任何费用。就这还是校长为应付上级来检查“普九”工作把马小良硬拉来充人数时做出的承诺，那时他离毕业还有两个月时间。
我和蓁子走进他们家院子时这个早已辍学的孩子正在屋檐下剁猪草，他把刚从田野里割回来的青草压成一团放在一块木板上，左手按着，右手捏着一把锈迹斑斑的菜刀用力剁在草上，只听嚓嚓的声音响过，那些凌乱的野草就在这孩子一只眼的视力中被切成细碎的草节。看见我们给他照相，忙低了头躲开那只已经溃烂的眼睛，不让我们照入镜头，而后匆忙把剁好的草装进竹篮里去河边淘洗泥土，唯其如此，野草才能成为猪的食物。
马九华知道我们是来采访并且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