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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捐活动得到了北大众多国家学生和老师的积极响应，在勺园、俄文楼等留学生学习生活的集中区域设立的捐款箱，全天都有中外学生志愿者值班，他们积极地向同学们进行宣传，号召为灾区的人民奉献自己的爱心。在募捐桌子上写着“献出您的爱”。不论金额多少，志愿者们都给每位捐款者佩戴精心准备的绿丝带，并诚挚地对他们表示感谢。许多师生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积极参与捐款，并签名祝福，现场涌动着一片融融真情。
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表示：“虽然我们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本次活动体现着我们对灾区民众的一片心意。希望中国的朋友们能够理解我们的心情，面对大地震，我们同样痛心、难过。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传达到该传达的地方。”
天灾无国界，仁爱更无国界。
首次披露一下，这篇报道是我写的，并利用在凤凰网上的特殊渠道直接传送到总编室，并特别关照以匿名的方式报道出去，后来的反响还不错。另外，我还征求北大校领导的意见，“能否让CCTV采访我们的募捐活动？”得到领导认可之后，我给央视著名栏目“焦点访谈”的记者发短信：“北大外国留学生正在展开自发性质的募捐活动，你能否到北大勺园门口采访活动？我可以安排，提供便利。”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7）
那位记者因为另有采访任务，就把同一栏目组的一名美女记者和摄影师派到现场，拍摄了募捐场面，并采访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位组织者和捐款者。我的意图基本实现了，平时跟那么多媒体打交道，积累的资源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除了凤凰网和央视之外，北大自己的媒体也进行了跟踪报道。
5月18日，我也在自己的博客上为募捐活动做了一点点 “广告”，也谈及了大地震发生后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感情互动产生的积极迹象：
这几天忙于写毕业论文，我马上要从北大毕业了。为了顺利结业，做好毕业论文是必经之路。我会努力完成，如果有机会也希望能够让它面世。
距四川大地震发生已经大约140个小时了，胡主席还在灾区指挥救灾工作，外国救援队也在现场与中方合作，尽力去抢救宝贵的生命。希望更多的生命能够得到挽救，也希望灾区灾民能够早日恢复原来的生活。据说，捐赠总额已达亿元人民币。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全球村民都很关心灾区的情况，我认为，虽然这是一场灾难，但如果能够引起全球人民的关怀，唤起人类的爱心和团结的力量，共同迈向和平与发展之路，那么，这也是值得珍惜的精神财富，很有意义。
周一到周三早上8点到晚上6点，我将参与动员北大5000名外国留学生举办“北大留学生暨港澳台学生抗震捐款活动”。地点是北大外国留学生宿舍勺园2号楼门口，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推动捐款活动。希望所有生活在北大的外国人超越国界，全力以赴，去展现我们的诚意，去发出我们爱的声音。
最近，我经常收到中国朋友的短信，朋友们很感谢日本政府向地震灾区派遣救援队。在网上，经常能看到感谢的言论，其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意料。其实，我在前一阵《中国为何优先接收日本救援人员？》一文里也提到，中方接受日本救援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都是亚洲人，如果中国的朋友们遭到困难，那么基于人道主义，从仁爱的角度出发，尽最大的努力和诚意去提供帮助是应该的事情。不过，收到中国朋友们积极的信息还是特别令人高兴的事情。我不能代表日本，但大家通过我表达向日本国的感谢。说实话，我心里有些复杂，因为中日关系充满情绪化、脆弱性的时候，比如2005年，我经常受到中国朋友指责，原因是日本首相不尊重历史，我受指责是因为我是日本人，因为我是跟那些政治家同一个国籍的人。这次许多当时指责我的朋友，通过我这个人向日本政府表示感谢……
希望中日两国通过这次的合作能够巩固合作关系，建立信任基础。无论是在国内、双边还是全球问题上，都能够建立互相关怀、尊重、理解、信任的关系。这才是成熟的关系。四川大地震有可能给中日关系带来某种契机。
我精心策划的 “特殊工作”，取得了还算成功的结果。
下面我想多花些笔墨来谈谈勺园。
我们的宿舍勺园简直是个“小联合国”，它由一到九号楼组成。五到九号楼是“新”而“贵”的，除了留学生宿舍功能之外，它们还起着接待外宾的酒店作用，住一晚上需要200—300元，一般都是来自欧美、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自费学生住在那里，基本上是一人一间。一到四号楼则是简陋而相对便宜的，住一个晚上大概30元，一个月不到1000元，两个人住大概15 平米的小房间，宿舍管理方提供一张床和一张带着书柜的桌子。每一个房间容纳着两张床和两张桌子，就几乎没有踩地的空间了，显得很小。许多来自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中东、拉丁美洲、朝鲜以及东南亚、东欧等国的公费生住在这些楼里，毕竟是拿着中国政府奖学金上学，不可能允许享受那么豪华的待遇。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8）
肯定的是，一号楼到四号楼才是真正的勺园——小联合国。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牛逼”学生基本都住在这里，他们往往是有背景而又有前途的。我在勺园建立了对我影响深远的深厚人脉，交了很多朋友，其中包括某国首相的儿子、某国驻华大使的女儿、某国著名政治家的儿子、某国著名记者的老婆等等，这些都是留学北大获得的财富。
如果我记得不错，勺园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建造的，我许多曾在北大留学的日本长辈们——外务省高官、著名学者、著名商社老板、大银行总裁等——都是曾经住过勺园一号楼到四号楼的，有一批人目前常驻北京，作为公司管理层、领导层回到当年的留学地点——北京。我经常跟他们边吃饭边聊天，勺园则是不可或缺的切入点，因为，它是我们跨时代的共同的记忆，美好的记忆。我们都很感恩北大和勺园，把它视为我们的第二故乡，对它有着家园般的亲切感和绵长的情意。
虽然处在中国境内，但勺园这一小联合国也有外人不知道的小隐私的。如前所述，勺园的管理制度规定，必须是两人分享一间，否则房间数量远远不够。每年开学时期，许多留学北大的新生只能申请在勺园一到四号楼住。然而，它永远是供不应求的，因为北大太受欢迎了。为了缓解供求矛盾，北大已经在中关村地区建立了外国留学生和外国专家宿舍，似乎是公寓式的现代化建筑。但即使北大人也不太清楚究竟何时搬到那边去。由于勺园房间严重不足，包括日本学生在内的许多留学生被迫选择在校外，比如离清华大学、成府路很近的“韩国村”——五道口，寻求租房，大多是留学生一起合租，一个人每月大约分摊1000—1500元，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好在，那边的环境比勺园清洁、优美，缺点是要承受难以享受勺园特色的人脉和资源这一巨大代价罢了。
造成勺园住房供不应求的另类原因显得比较“黑道”，因为住在勺园多年的老勺园们，尤其韩国留学生刻意借用住在校外学生的姓名，在名义上两个人登记住宿，实际上是一个人独住。其实，这一现象早就被校方看破，成为所谓“公开的秘密”了。我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学生是用这一名义借用的方式一个人住，但粗粗估算一定不少。我也无法知道校方对此问题的真实态度和立场如何，是要“打黑”，经过精心的调查清理这一违规行为，还是默认而不予追究。我估计，校方很可能更倾向于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因为至今也没有看到管理方有什么行动，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勺园内部一些人奉行的潜规则，要去触动这些潜规则，校方会考虑值不值。毕竟利用这一方式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北大或老勺园，他们太了解北大了，校方如果下手整治，一定不可能风平浪静，校方一定会考虑，把潜规则转变成明规则。对管理方又有什么好处呢？众所周知，在中国办一件事，有时前者比后者还重要，还根深蒂固。勺园也有着同样的困扰。
根据2007年10月的统计，北京大学有本科学生14125人，硕士研究生11224人，博士研究生5442人。有来自80个国家的长期外国留学生2400多人，其中攻读学位的留学生1757人。北大已同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所高校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