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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再回忆起这几年的往事，妻子也很沉重地说：“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谁也没有办法。”我知道谁也没有办法，这是全民族的事，不是几个人可以改变的。妻子说：“想想那些年，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活的，整天忙来忙去，竟一点儿记忆也没有。”我知道，那怎么会有记忆呢？那时候我们其实和机器人没有区别，每天只是在流水线上重复既定的程序而已。早上起来做饭，把儿子女儿叫起来，让他们吃饭，然后背上书包上学，之后我们再把桌子收拾好，各自推出自行车，分别再去上班。到了单位，把饭盒送到伙房，然后换工作服开始干活儿，脑子里想的全是今天的计划是多少，如果干好了可以超多少，这个月又可以发多少奖金。在我打扫卫生的那段日子里，我不能想这些了，我想的是什么时候厂里的效益能好起来，我就不用再去扫厕所了，可以再重新回车间干活儿了。下午下班的铃声响后，就赶紧换衣服，往家里奔。路上还得惦记今天市场上的菜是什么价，唉呀！今天刚下过雨，菜肯定上得少，很多菜贩子可能就不来了，所以菜价肯定要比平常贵。要不今天就不买了，家里还有一个土豆，几根大葱，就将就一下吧！就等明天便宜了再买吧…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慢慢地走过的，似乎我们的年龄如树的年轮一样，在一圈圈地增长，但我们的思维还是一陈不变地在原地不动。好象也不需要，也没有什么要我们想的。每年的几件大事就是长工资，分房子，评职称，或者儿子考了第几名，今年要升学了，让他上哪所学校，需要去托谁的关系，走谁的后门。但儿子很不争气，至少在那个时候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和妻子一直都认为女儿学习好坏无所谓，只要以后找个好婆家就行了，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但他的学习一点儿也不求上进，常常是在边缘徘徊，让你觉得他没希望吧还似乎有点儿希望，有希望吧那希望又不大。最终他还是没有考上大学，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找的，他没能进大学的门。那时候社会上流行委培生，说白了就是自己出钱上大学，我想让儿子去，但我出不起那个钱，这个是最主要的，没有钱人家就不要你。以前生活那么苦，我和妻子省吃俭用时，我都没有感觉钱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我想，我们就是生活差点儿，但一样不少胳膊不少腿，长得结结实实的，那没有什么。可在那一刻，我深切地感到了钱对我来说的重要性，改变开放了十年，我依旧是两手空空，当决定儿子一生的命运需要钱时，我只能默默地抽着烟，一声不吭。
第五章
朋友有先富起来的，比如毛蛋。我再一次见他时是在城里，是他叫住了我。我以为听错了，什么人在叫我呢？回头看时我有些不敢相信了，这是毛蛋吗？穿一条又肥又长的裤子，那是流行的喇叭裤，还有一件花格子的西装，眼上还戴着一个大大的黑黑的眼镜。他摘下眼镜我才认出是他，我奇怪地问：“毛蛋，你怎么这身打扮？”毛蛋说：“嘿哥们！别叫毛蛋了，我的大号现在是孙宝财，孙总经理。”我莫名其妙地问：“你什么时候当总经理了？哪儿的？”宝财说：“不瞒你说，哥们现在弄了一公司，是大老板了，你看，这西装，裤子，还有这眼镜，都是正宗的美国货。”他边说边在抖动着身体，好象在告诉我他早已不是以前那个毛蛋了，现在也衣冠楚楚地登堂入室了。
我问：“怎么？你外国的资本家爷爷回来了？”他说：“哪儿啊？我现在弄了个建筑队，这城里现在建设是真多，我的活儿都干不完的干，现在我可是有的是钱。”他把那个钱说的特别重，似乎在强调，我知道他是这个意思。我说：“那什么时候有空儿到家里坐坐。”他说：“行！不过现在不行，我忙得很，得赶紧去工地。”
其实像毛蛋这样的人应该能富起来，我是这样想的。在那个时候，所有当时认为是比较有出息的人，是指在工厂、机关，事业单位上班的那些人，他们吃国家粮，可以说是众人敬仰的，那时候教育孩子都是这样教育的，“好好学习，争取考出去，以后一辈子能吃国家粮。”所以这些人都是安份守己的，都是信心十足地守着这份工作，很少有人会走进改革的大潮中，而普通的老百姓，本本分分地又多，他们的思想里就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种点粮食，栽几棵果树，再在家里养几只鸡，几头猪等等，他们还是一种小农意识，只要自给自足就行了，对国家的号召是很少有人会响应的。而毛蛋这种人就不一样了，虽然他也是农民，但从小就游手好闲，种地闲累，上山怕热。整天就吊儿浪当的，无所适事。看着别人都能过得比较充裕，而他经常家里揭不开锅，他当然不会总是无动于衷。机会来了，在国家一浪高过一浪的宣传引导下，他就进了城，发现了建筑是个缺口，开始他回村里鼓动了几个人出来跟他给人家干，后来他逐渐摸出门道了，其实这东西很简单，他看那些大建筑队也没有什么，甚至他觉得手艺还不如自己，只要能把砖放直了，把灰抹平了就行了。关键是要看你能不能揽到工程，这可是一门大学问，毛蛋看常了，也就知道了里面的门路，后来我再见到他时，他和我说起他的创业经历，他说：“说来你也不信，我那时很简单，就扯几个人自立了门户，我记得第一笔工程是个厂里的车间改造项目，那个厂想把一个仓库改成加工车间，就是把墙上开几扇窗，在里面立几道墙，再把墙面、地面收拾一下就行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拿下来的吗？”我摇摇头，我怎么会知道。我想哪个厂会用他们去干，这可是厂里的大工程。他说：“其实很简单，我就去找到了负责这个项目的副厂长，对他说，‘只要你把工程包给我，你说个数吧！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结果这工程就是我的了。”我说：“那他就不考虑你们有没有能力干？”毛蛋说：“唉！这有什么能不能干的，都一样，都一样。我们能保证验收合格。”我说：“你们的手艺这么高？”毛蛋说：“那个验收不就更好说了，反正房子肯定是倒不了的，就是可能垂直度啦，平面度啦能差点儿，不过不影响使用，给检验人员两条烟就全摆平了。”
所以毛蛋很快就富了起来，队伍也是越来越大，干的工程也是越来越大。最近我看到了一份国家的统计数据，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文化阶层的收入情况。排在首位的是硕士、博士生以上的文凭，我想这个是应该的，在什么时候都是物已稀为贵，他们的收入肯定是要高的。但令人吃惊的是排在第二位的是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的人，而大学生排在最后一位！我想这是符合国情的，但却是不正常的。近二十年来，确实造就了像毛蛋这样一批富翁，只要有胆量，能钻空子，他们都发达了。可有没有人想过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当我们还处在战争的时候，对人要求最重要的方面是能打仗就行，只要有体力，能在战场上拼杀，那你就是国家最需要的，国家就给你最高的地位。但当战争结束后，要进行经济建设，要的就不是体力了。但我们却仍旧在宣扬它的重要性，把它的地位捧得高高在上，那谁还会去从事那些没有地位，也没有实际所得的脑力劳动呢？同样，我们在改革初期，注重的是基础的发展，要的是敢打敢拼的人，所以造就了一批人的成功，但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在所有人的脑子中，他们的做法就是成功的典范，就是模式，就是榜样。儿子当时曾对我说过，“上那么多学干什么？我下去自己当老板去，只要有钱还怕什么？”是啊！只要有钱我们还怕什么呢？
邻居老王不一样，我觉得他不一样，我虽然和他接触的不多，只是平时上下班碰着时打个招呼，或者夏天在街上乘凉时一块儿聊聊。他是个文艺工作者，妻子说他是作家，可我好象从来没有见过他写的什么东西发表过。他�